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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的问题一直是大众最关心，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宋时期”。在宋朝“高房价”顶峰时期，甚至连当朝宰相等一品大员也要在京城租房子住，据史料记载，宋朝的“房价”之高非但不输与现今的高度发达社会，甚至买一套普通住宅的金额令人瞠目结舌。
如果从历史中追溯“高房价”的问题，或许大多人都会说“肯定是当今社会”，毕竟现如今要比古代发达的多，人口也要比“农耕社会”时集中的多，因此“高房价”的出现理应在当今社会。这种观点其实说的也是事实，不能称之为“错”;但历史的车轮无时无刻不在前行，社会的发展也从未停歇。诸如两宋时期，今天我们称之为“古代”，但按照当时的发展进程来看，宋朝其实已经是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顶峰时期之一。
“宋朝”相较于之前的各个朝代，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尤为迅猛，各类商品的交易率更是超越了之前的各个王朝;“市场经济”的鼎盛势必会促使人口流动，或是经商转卖，或是物流运输。当然，宋朝的“市场经济”如此发达也会催生一批有钱人;此时也同样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庄宅牙人”，说白了就是今天的“房屋中介”。
当时的房屋换手率极高，史料中这么描写“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宋朝的“房地产”行业为什么如此活跃?其实跟现如今差不多，简单点说，“市场经济”活跃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也势必会造成“超大城市”的出现;而人口过于集中在某地，但凡手中有些积蓄的“宋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某城市中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此地的“存在”。
这么想的人多了，此地房屋必然供不应求，也势必会推高“房价”;“房价”高了就又会回归到市场经济中，简单点说，就是会顺势出现以“房屋交易”来从中牟利的商人。宋朝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不会像今天一样有各种完善的监管制度，既然没有“监管”，“粗旷式”的市场肯定也会出现很多“囤地捂盘”的恶意牟利行为，这就又间接推高了“宋朝”房价。
其实早在“赵匡胤”时期也曾出现过“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次问四邻，他人次得交易”的法令，但诸如《宋刑统》这类遏制房价的法令也只是间隙性实施而已;早在北宋前期，京师“汴梁”的一套比较上档次的房屋标价至少“万贯”以上，而一套相对普通的房屋，有史料记载，最低标价也在“一千三百贯钱”。这还只是北宋前期，到了后期更加离谱，一套规模比较大，庭院比较宽敞的房屋价格竟然直接飙升到“数十万贯”;这样的价格不仅超出了一般老百姓的购买力，甚至普通的“有钱人”也望而却步。既然这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那么“房屋租赁”业务就被推向了市场经济的最前沿。
在当时也有一定“遏制房价”的措施，只是比较简单而已;“朝廷”不再给官员分配房屋就是其中的一条法令。但这对于疯涨的宋朝“房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虽然“高房价”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却害苦了众多在京城为官的人;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当时在京城官拜“御史中丞”，说起来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可就是“苏辙”这么一位在京城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在当时也不得不在“京城”中租房子住;直到“苏辙”奋斗了一辈子，在晚年时才下狠心买了一套普通住宅，其费用还算是比较低廉“九千四百余贯钱”。
9400贯是什么概念呢?做个简单的对比，在“宋徽宗”时期，同样隶属朝廷的低级官员“抄录官”，这类人员的俸禄是“月三千五百文”，换算一下相当于3贯半左右;简单点说，以“抄录官”的俸禄想买“苏辙”同等价位的房子，他至少要不吃不喝积攒261年以上才行。当然，“抄录官”至少还是隶属于朝廷的公职人员，由此可以想象，比“抄录官”更加普通的老百姓想要买房是种什么体验;因此宋朝著名学者“朱熹”就曾在书中这么记载“且如祖宗朝，虽宰执亦是赁屋。”这里的“祖宗朝”指的是“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
连“宰相”也买不起房子?这个可不是“朱熹”的夸张比喻，史料中确有记载;在“宋真宗”时期，当时有一个朝中重臣叫“杨砺”，官拜“枢密副使”，按照当时的官制，差不多相当于“副宰相”的级别。这个宰相级别的“杨砺”生前“僦舍委巷中”;到了他死后，因为贡献颇多“宋真宗”亲自登门吊念，结果到了“杨砺”租住的房子附近，皇帝的车驾竟然进不了狭窄的胡同。
无可奈何之下，皇帝也只得下车“步至其第，嗟悯久之。”看来宋真宗是被“杨砺”的房子触动了内心，于是马上命令在“右掖门”前建了一批专供朝中高官居住的官邸;当然，这批房子仅提供给诸如“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这样的一品大员们居住，至于其他官员，恐怕仍旧得“僦舍而居”。
看到宋朝的“高房价”再回头对比如今，忽然有种莫名的“幸福感”，还好买房子不至于积攒2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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