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仁智图》画法上用线较为粗健，衣褶部分亦有晕染，体量感较强。其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翩翩细腰，配合衣纹的飘逸之感，带有“风骨”之感。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形象
首先，就画面中28个人物的布局来说，充分体现了“神”与“势”的遥相呼应之感，完美地再现了“气”与“风”在画面中的结合。在顾恺之之前的绘画，大多只能从描绘动作和姿态来“标志”人物的性格特征，或愚或贤，甚至以文字形式说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顾恺之时代，才开始重视人物面部表现，并通过视线去联系画面各因素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不仅做到了画中人物有神，同时做到画面全局有神、生动。
他既把范围缩小到面部表情的表现，又把范围扩大到全画各局部相互之间的关系表现，发展了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描绘，使形的描绘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更进一步指出了以形写神的关键，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传神效果。
《列女》画面从开篇的第一个女性人物形象面向左侧开始，每一组故事情节中，或两两对视，或三人成组，人物都是面部相对呼应的，利用眼神进行传递情感，如卫公身体向右方行进，而头部则向身后的许穆夫人的方向顾盼，形成了一组生动的画面联系。此种回眸顾盼的方式，在此卷中运用多次，使4米多长的卷轴，毫无生涩分割之感，完全统一于一幅画面中。
另外，仔细研读每个人物形象的眼部细节，如晋伯宗、毕羊、蓬伯玉三人的眼神则透出不同的神态，晋伯宗眼睛平视，显得从容自若;毕羊之眼是正侧面形状，而眼珠却是正面之形，这不符合透视规律，但画成正面的眼珠反倒透出更加睿智的思想;蓬伯玉的眼神充满匆忙之色，这都是“传神阿堵”的表现形式。
其次，从汉代起，大众审美形式中以“瘦”为美的观念就开始产生了。魏晋时期仍延续这一审美观念，并以“瘦”作为相人的主要方式。在一些史料中，多次提及此时期以瘦为美的事例，如以“鸡骨支床”著称的王蓉，《晋书》本传谓其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这说明了当时社会风气均认为即使名声远播，唯形瘦才能有誉名。
结合这种大众审美观，绘画中的瘦形描绘逐渐有所改变，画面中瘦形的表现也越发突出。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提出的“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的具体要求，正是这方面的规律总结。瘦要靠“骨”来体现，“骨”既指人物面部的骨骼，又是身体之骨关节的根本表现，直接表露于具体衣褶纹的转折中。在《列女》中，画面人物形象虽未达到“鸡骨支床”的程度，但仍可以看到其中女性人物形象的翩翩细腰，配合衣纹的飘逸之感，带有“风骨”之感。
线条
《列女》中衣褶纹局部变化较为复杂，装饰意味浓重。可以说，其形体动态转折越大的部位，衣褶的处理则越繁复。可见《列女》卷对衣褶纹的处理方式，不是采用现实生活中的衣纹变化如实描绘的，而是用其中变化曲折的线条来略加夸张地描绘，使其身体骨骼起伏变化的复杂部位越加突出。顾恺之是用长短相似、起收一致，呈圆弧形状的线条来表现衣纹的关系，在线条位置处理上或者平行或者互相环绕，以此组成密集的线条群状，靠用笔而指向关键部位。
这种线条群状排列有序，组合十分精妙合理，层层包环，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有确定趋向的整体。画家用笔肯定，分寸拿捏到位，大幅弯曲的线条勾勒，配合深浅得当的墨色晕染，使衣襟本身成为视觉审美对象，光是浏览那些层层叠叠的纹理就足以让人感到愉悦。纹理构成来自衣服表现符号，它经过某种程度的夸张形成有意味的形式。
《列女》的每根线条都可以在某个关键的关节上找到它的位置，在肘关节等关键部位的处理表现上的规范用笔，是顾恺之使用“重叠弥纶”的线条之法，完美地构成了一种表现衣纹骨法的模式，并延续后世，而且用于品评绘画，为其后的骨法用笔标准奠定了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