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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天下统治中，如果皇帝没有嫡长子，只有庶子，选哪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也成为朝廷当时的头等大事，不仅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
明神宗朱诩钧时期，皇后王氏无子。神宗曾临幸李太后宫中宫女王氏，王氏怀上龙种，后来王氏进封恭妃，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神宗最宠爱的妃子是郑贵妃，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询。神宗加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据说，神宗和郑贵妃约定，立朱常询为太子。“神庙时，光宗生，其母无宠。己而福王生，其母郑氏也。上璧之甚，尝于玄帝神前盟曰:‘有子则为后于天下。’书其盟于约，中分之，上藏其半，郑藏其半，犹流俗之所谓合同者。”这时，朱常洛己五岁，按嫡长子继承制，他应被册封太子，生母王恭妃应该进封皇贵妃。“惟帝王子，居嫡长者，必正诸位”，意思是，太子应该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若皇后无子，应是庶出的第一个儿子。
朱常洛未封太子，而郑贵妃却极受宠爱，群臣担心神宗会“废长立爱”，进而引起皇室内部争夺，危及朝廷安稳，影响整个统治政权的存亡，纷纷上疏要求封朱常洛为太子，或册封王恭妃，如吏部员外郎沈憬，刑部主事孙如法等，都因上疏获罪了。太子的确定过程一方面激发起大臣们纷纷表达意见，以示自己的权利所在，另一方面，皇权借此打击、排斥异己。
神宗又借口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不愿封他为太子，遭到李太后的反对，因为李太后在生下神宗前，曾是裕王(后来的穆宗)府中的侍女。“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这表明在皇宫内部，有关立储一事矛盾也很尖锐。
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朱常洛己经到了要受教育的年纪，但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与其他皇子不同，皇长子必然不能采用庶皇子出阁讲学的礼仪。这又是群臣请求神宗立太子的一种新方式。
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首辅王锡爵请立太子。神宗以祖训为借口，提出三王并封。但如果三王并封事成，朱常洛就失去了皇长子的身份优势，并且成年后就要去自己的封地就国，再想被立为太子就难了。朝中一片哗然，反对三王并封，但都遭到神宗处罚，同时也收回了三王并封的命令。
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面对群臣多年要求立太子的上疏，神宗被逼无奈，只好下令“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暨册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诏告天下”。次年国本，太子的冠礼、婚礼同时举行。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长达十多年的“争”告一段落，朱常洛的储君地位基本稳定。
立谁为太子本是皇帝家事，但为什么这些大臣支持皇长子朱常洛，而不是其他皇子呢?
其一，立朱常洛为太子，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便册封嫡长子朱标为太子，他认为“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他们维护朱常洛，就是在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维护明朝祖制和封建礼制。因此，他们在道义上站稳了，于是更加积极地向神宗上疏请立太子。
其二，大臣们的公开站队，也是受利益驱使的。在明朝祖制和封建礼制的束缚下，朱常洛将来被立为太子以及登上皇位基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向他示好，牢固他的储君地位，待他即位，这些支持他的大臣将会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如仁宗朝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仁宗做太子时与汉王朱高煦展开夺嫡斗争，“三杨”都是太子的支持者，当太子一即位，“三杨”便进入内阁，得到政治话语权。
其三，则是明朝特有的言官制度，言官由都察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组成，他们品级不高，但可监察皇帝和群臣，他们被赋予维护规定的权力。明朝监察制度完善，设置都察院、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专门负责监察违背制度的组织群体。都察院“职专纠勃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勃。凡百官狠茸贪冒坏官纪者，勃。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勃”;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勃，或封章勃”。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阔、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正是有了这些制度规定，这些言官敢于向神宗上疏请立太子，他们或因争谏获罪，却也留下“清流”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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