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出过很多昏君，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这样，有那么多奇葩的皇帝。其中有一位帝王人称“蟋蟀天子”，平时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斗蛐蛐，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位明君。他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其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奠定了明代前期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功绩不输于朱元璋和朱棣。
其实朱瞻基即位时的国家并不太平，这主要得怪朱棣留下的烂摊子。
朱棣在位期间明帝国南征北战，四次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还施行了六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营建天寿山陵墓等大工程。这些工程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永乐后期并不富裕的国力上，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朱棣还大肆诛杀建文一系的大臣，整个朝堂人人自危，更谈不上治国理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了，他数策并举，努力恢复国家稳定和发展。国家战略由扩张转为收缩防守，着手解决一系列内政民生问题，且大力安抚旧臣，把朝廷从血腥高压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明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但可惜的是，这位仁宗47岁便英年早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
朱瞻基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明朝：一方面，安南战乱并未结束，战事仍在消耗国力;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还没完善，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财政支出还是紧紧巴巴。国内还有各路藩王这个定时炸弹威胁皇权，江南重赋问题又急需解决，朱瞻基接手的国家可谓是四面楚歌。
在“地狱难度”的开局下，朱瞻基先是拿藩王这个心腹之患开刀，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奔赴乐安，平定了皇叔汉王高熙的叛乱。他又在此基础上来了个釜底抽薪，纵容地方卫所抽调各地王府的护卫，削去了藩王的兵力。同时，朱瞻基对藩王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待遇一落千丈。到了宣德末年(1435)，藩王的军事势力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剪除，这样一来，老祖朱元璋设想的藩王拱卫皇权的制度基本名存实亡。
在内政方面，朱瞻基完善了内阁制度，建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填补了皇帝和六部之间上传下达的空隙，臣僚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官员，解决地方上贪腐败坏问题，朱瞻基又设立了巡抚制度。巡抚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他们越过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后来渐渐成为省级的最高负责人，该制度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对都察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扩大了御史的权力，使他们可以监察到政务的方方面面;还加强了司法体制，重审了许多疑案，令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在民生方面，针对大运河运粮时消耗大、费时误农的弊端，他改革了漕运，改“支运”为“兑运”，减轻了运户的运费负担。在科举制度上，他平衡了南北中不同地区的考生录取比例，让朝廷更好地吸纳各地人才。
国防军事上，朱瞻基主要实行安抚议和、缩边防守政策。由于在安南地区几次战事不利，再加上朝廷的主要防御重点在北方蒙古上，他只好与安南议和，承认其独立。虽然有损国威，但此举让国家脱离了安南这个战争泥潭，每年节省无数人力物力。对于北方蒙古，朱瞻基防守安抚两手抓，优厚对待蒙古降将，对待犯边的北蒙人只是驱逐为主，并不主动出击。柔和的边境政策确实有所成效，其在位期间，明蒙边境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
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下，国内政治较为清明，臣民各司其职，经济文化方面相对于永乐时期都得到了较大改观。结合之前明仁宗的统治，这二朝被并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朱瞻基的改革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比如宦官地位的大幅提高。朱瞻基确立的内阁制度给予了宦官代行“批红”权，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以代表皇帝御笔，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导致了其权力空前膨胀，势力伸到了军政的各个方面，宦官恃宠而骄，祸乱纲常，贪暴害民，胡作非为，可是朱瞻基本人对此置之不理。虽然宦官在朱瞻基在位期间不敢过于放肆，但朱瞻基去世后，由于明英宗朱祁镇治国无能，宦官王振当权。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王振谗言亲征北伐，导致了“土木之变”，二十万京师精锐在土木堡失陷。
总体来说，朱瞻基是个明君，他革除了前朝的某些弊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让明朝在永乐盛世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被动防守的边境政策虽为国家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在表象下四周邻国却是暗地里蠢蠢欲动。他在位期间纵容宦官和武将的贪腐，使得边境火器走私严重，大明边境被渗透成了筛子。再加上给了宦官过大的权力，皇帝一旦怠于政务，司礼监便会趁机窃柄专权。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最终酿成了宦官之祸，明代太监擅权可以说是自他而起，“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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