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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而言，乾隆选择接班人的范围实在太窄，在他十七个儿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在乾隆三是半年都相继离世。除去这些，十二阿哥由于被乾隆厌恶根本没有资格列为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过继给人，因而最终乾隆选择的范围只有四个孩子。经过比较皇十五子颙琰，终于全面走入了乾隆的视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十五子颙琰被乾隆秘密立储，这年他刚满十三岁。在乾隆眼里，这个儿子几乎找不出来明显缺点，但又让乾隆找不到十分突出的地方。颙琰学习努力成绩好，“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 十二朝东华录》。年长后，尤喜读诸史、通鉴，居然达到“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的程度。他自己清醒认识到资质平常，所以加倍努力。史载他“以不学为戒，故三冬甲夜，孜孜于退食之时，游情于圣贤之籍”。他自己形容这段感受说：“夜读挑灯座右铭，每因嗜学下重帷”。不仅如此他一直在砥砺自己学习和修身的品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的老师朱珪赴福建学政任前夕，上五箴于颙琰，“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颙琰“力行之”，甚至在亲政后，亦“尝置左右”。《清史稿三百四十 列传一百二十七》

　　其次道德品质端方口碑好，颙琰自制能力极强，天性的厚道加上自学以及宫廷巨大的成长压力，让他不断谨小慎微，丝毫不敢犯一点错误。帝王式的教育，儒家的修身办法，都让他办事不敢逾矩，凡事力求“中正平和”，“克己去欲”。也由此正史绝少关于他的负面记载。朝鲜使臣回国向国王汇报时说：“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倶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朝鲜李朝实录》

　　最后从形象上看，嘉庆皇帝是清代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有风度的一位。他身材中等，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举止有度。说话时，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声音不缓不慢，逻辑性非常强，这些都给乾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颙琰的名字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乾隆曾在天坛圜丘向天祷告，这个孩子如果有能力继承国家大业，则祈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并非贤能之人，则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不至于继承大统，贻害社稷。《清高宗实录》与皇权政治相比，亲情永远被排在第二位。

　　这年颙琰十三岁，在乾隆用了22年的观察考验后，终于让他在乾隆六十年开始帝位实习期，用乾隆的解释是：“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统治六十年，一定会在八十有五岁时传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清高宗实录》

　　三十五岁的颙琰终于成了嘉庆皇帝，虽然只负责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务虚工作嘉庆却还是感到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乾隆自称太上皇，在接见朝鲜使臣的时候，他明确向各国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实录》只不过此时乾隆早已经不是昔日情商绝伦的英明之主，岁月早已将他变成一个专门喜欢吹捧，自己陶醉在自己编织的“十全皇帝”的大梦里，身边尽是围绕着以和珅为首的一系列奸猾狡诈的利益集团。朝鲜使臣曾这样描述乾隆晚年风貌：“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以智商和情商为自诩的乾隆一天比一天糊涂，和珅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控制朝政权力，在老皇帝和新皇帝钻了一个大空子。

　　这种情况到乾隆驾崩终于得到了全面纠正，而以诛和珅开始作为新皇帝正式全面收回执政权利。和珅的问题并不复杂，巨额贪污，染指皇权，大肆培植党羽，严重冲击了嘉庆的自尊，侵犯了他的政治利益，让他在这段做新皇帝的时间感到极端尴尬和羞辱。动心忍性需要付出巨大的心里承受能力，一旦形势转变，这种清算必将疾风暴雨般的倾泻下来。

　　嘉庆打掉和珅，更是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打掉和珅后，看着查抄和珅的账本，嘉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帝国已经成了这个人的囊中牟利工具。“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清仁宗实录》

　　带着这样大的狠劲和气魄，嘉庆皇帝在三十八岁这年开始了他的新政。早在嘉庆元年时白莲教起义这时起义已经席卷五省，经过几年的筹措，终于将这次重大动乱平息下来。嘉庆帝难得给这次起义有一个清醒的评价：“官逼民反”，正是官吏们的搜刮地皮，攫取民脂民膏，引起激变。面对腐败，嘉庆决心从高处着手，迅速撤换和珅时代大部分高层官员，南京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剑桥中国晚清史》

　　湖南布政使郑源璹早在乾隆时期贪名卓著，《清史稿》载：“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覃望，次则郑源璹。”在清查郑案后，“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嘉庆下令将郑斩首，并在谕旨里愤恨指出：“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出自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清仁宗实录》

　　紧接着新皇帝加大军事力度，重点集中优势资源和兵力平定白莲教起义。在军队反腐中把负责前线作战的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在抓获白莲教头目时，嘉庆深沉地下了一道谕旨：“剿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是以暂停正法……”《清史讲义》于是他在总结这些根源时，善良的天性和富于同情心的他竟然免除了一些人的死罪。嘉庆七年(1802年)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联名加急上奏：“大功初定，川、陕、楚等逆首全部肃清。”捷报来传，嘉庆感慨万千，终于完成了父亲乾隆没完成的任务。

　　然而这种运动反腐成果却十分可疑，反腐越到最后往往是重拿轻放，不痛不痒。首先嘉庆在反腐战略上高度不够。早在处理和珅时，他就明确表示“只罪和珅一人”，不欲株连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对于其他重大贪污案件比如吴省兰、吴省钦等性质恶劣却旋即“辩冤起用”终发展到邪正莫辨，自损政治威信的恶劣地步。

　　众所周知，乾隆晚年时期的贪腐早已是集团化，嘉庆把这些归咎于和珅一人，显然是认识不足或是不敢真正触及反腐核心问题，和珅只是那个时期贪腐最大、最多的一个人。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年——1784年)都是“办一案，浅一串;查一个，带一窝”，这种极端严重腐败却被嘉庆低估，没能进一步巩固反腐成果。

　　嘉庆在御制骂廷臣诗：“满朝文武著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但他却拿不出治贪的办法，他的治贪方式仅针对和珅一人，不肯扩大扫荡层级，以致于收效有限，更无以改变朝廷全面性的腐化。

　　从嘉庆登基的第七个年头开始，这个朝廷遗留的和新发展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连最基本的政治安全都保障不了。在神武门遇刺，这种罕见的事情发生，幸亏定亲王紧要关头用袖子缠住利刃，护卫才缓过神来。刺客的招供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原来这个叫陈德的凶手因为失业，妻子去世，上有瘫痪老母，下有两个小孩子，由于受到社会欺凌，突然产生仇恨，突发奇想，要死得惊天动地，于是带着一把刀，直奔皇宫，让他都没想到，进入神武门如此轻而易举。

　　最底层的悲剧事件却最能反应这个朝廷的统治水平，这种自杀式的底层控诉，在嘉庆心里引起巨大震颤。

　　然而吏治发展道路中期却越来越败坏，执政的九年查处吏部书吏舞弊让嘉庆非常恼怒而震惊：“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维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守法，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两年后，他发现二十四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而让嘉庆愤怒的是“历任总督潘司懵然不知，竟同木偶”，终于使得他“不得不从严加重办理”，除将相关二十余人抄家外，直隶总督以失察革职发配乌鲁木齐，历任总督姜晟、陈大文、熊枚均降职四品，这是嘉庆对地方大员惩治人数较多的一次。然而，一切都来得太晚官员懈怠和集体沉沦已经深入骨髓，靠着他一个人惩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自从乾隆执政后期，朝廷再也没能出现如同雍正时期的有力领导班子，到了嘉庆时期，有能力、有作为、有担当的名臣几乎鲜有。

　　四年后的九月，嘉庆帝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途中，收到两百多名天理教徒联合太监攻打进皇宫的震惊消息，幸好二儿子绵宁带领守兵镇压这次起义，对于这件意外，给嘉庆强烈的精神刺激，回到皇宫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向全国进行检讨和情况说明：

　　“我做了18年皇帝，从不偷懒。刚即位的时候，白莲教闹了8年才平息……今天导致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汉唐宋明都未曾有过。说到这里，再不忍说下去，惟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上报苍天，对下平息民怨。众大臣如果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赤心报国，帮我改正错误。如果还是自甘堕落，你们还是辞职算了，不要占着位置，增添我的罪过。”

　　“笔随泪洒，通谕知之”这是嘉庆最后一句话，包含着无奈、委屈、悲凉，甚至曾在诗文中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虽然有心整治国家，接连发布整饬吏治的谕旨，但性情优柔寡断，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戒而不绝，最后政令不出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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