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先生，就是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担任“知齐州(济南)军州事”，两年的“父母官”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更办了一堆好事，除了整治了当地的恶霸，还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奠定了“泉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也正因如此，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无奈之下，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撒腿开溜——身为父母官，都得从正门走，没“小路”。

　　之所以如此，就因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宋代年间起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代时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就高达12米，宽12到14米，底厚15到比唐代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外围还有深两丈宽八尺长四千五百丈的护城河，明朝中叶以后，西安城墙又有糯米灰浆加固，清代时又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三米，形成“层层防护”。

　　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别的“小路”?武侠小说都很少这么写。

　　也正因如此，城门的管理，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长安城门，就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长安城连接城门的六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却是放在城门东郞下，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这样的严苛，也不止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以《墨子》的说法：“昏，诸门亭皆闭之，晨见掌文，请钥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为什么如此严苛?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枢纽。就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唐代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当时主要就有五座，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以《酌中志》的记载，单是明朝的“皇店”，经运河就要输送来七万多只貂皮和三十万只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一百万斤炭和一千七百万斤木柴。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熏门外，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人数就有上万。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清晨的南熏门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中国的古代城市，也终于有了“夜生活”。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顿大骂。

　　而在这样“关起来门来”的热闹里，古代中国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放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五万人。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代时同样达到百分人口“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高速的流动背后，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古代中国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就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勃兴，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棉布卖火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单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名下”在明代时，就增加了二十多个小镇。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百多个。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于那时。

　　同样是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也是滚雪球般扩大。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到达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公认当时中国“四大镇”。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今天常在史册里叫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却是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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