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南宋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公元1163年4月，南宋少见的热血皇帝——宋孝宗主持北伐，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次年11月，战争初期，宋军持续取得局部胜利，可是宿州一战又输掉了底裤，这便是“隆兴北伐”。

　　这是一场令人无比遗憾而又无比感慨的战争，但其实，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帝师史浩已经明确说了：钱不够，打不动!

　　钱!不!够!这话放在别的朝代很正常，但是居然从“富宋”口中说出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一、富宋传说

　　因为从纸面上看，南宋实在是富有：年财政收入一度高达2500万两白银。

　　而300年后的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也仅400万两。

　　再看清朝，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直到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才达到3000万两左右(此时清朝人口大概是南宋的十倍左右)。

　　对比宋朝这个“土豪”，就经济而言，其他朝代真的是“土渣”!

　　一场北伐也就2000万两左右花费，相比收入来说，怎么就会钱不够呢?

　　诶，还真不够，因为花得更多!

　　二、奇葩的政府机构

　　其实无论南宋、北宋，钱不够花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几乎年年财政赤字，特别是宋神宗时代，都沦落到了没钱给宋英宗办丧事的地步。而到了南宋，国土和人口比较北宋更是锐减，老赵家的日子几乎是更加揭不开锅。

　　混到了这一步，老赵家可以说连平民百姓的幸福感都快没了，问题的症结在哪?

　　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冗官冗兵太多。

　　冗官冗兵这事吧，历代几乎都存在，但大宋朝尤其严重，这得“感谢”大宋缔造者创造性的分权制——一个职位几个人分，谁也甭想搞一言堂，这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在各“路”设置四个“监司”，即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又分别设安抚使管军事、设转运使管财政、设提点刑狱使管司法、设提举常平使管农田水利等事务。原本就一个人的事，到了大宋朝基本就能分给五、六个人来做。北宋真宗时期，就曾有一次就裁减195800个冗官的辉煌“壮举”。

　　可到了南宋，相比之下，北宋的经理人结构那是良心操作，南宋的冗官那才叫一个坑：

　　按理说，南宋的国土和人口都少了，应该要不了那么多公务员吧，可人家不!尤其是宋高宗时期——人家要靠多给官帽顶子，拉拢人心。不但如此，还要高薪养廉——多发工资!简单对比一下：北宋初年，政府公务员全年工资总额是150万缗，而到了宋孝宗时代一个月就达100万缗，一年就是1200万缗，光这一项，南宋的国库就要花去一半!

　　冗官问题就没人管吗?有，曾经有人管过——王安石、章惇曾经想要通过变法，力挽狂澜，甚至宋神宗、宋哲宗也想革除弊端，可最后的结果是——被一一清算，谁也没好结果。

　　以这花费说，虽然“军费”也被当做南宋的巨大开支，但只要看看这些“白吃饭”的，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能花在刀刃上?真没多少!宋孝宗刚登基时，连宋军制造兵器的工匠，都从数千人减到了八百多人，水师就剩了几搜破船。账面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不知道被多少人层层扒皮吃了。

　　三、巧取豪夺

　　公务员工资+军费开支，仅这两项，南宋就已经年年赤字，通过合法渠道，老赵只能寅吃卯粮、年年白干。

　　为了不破产，老赵集团充分发挥“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传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加收保护费。

　　除了正税——夏秋税(收绢、绸、绵、折帛钱和苗米为主)之外，又提出了经总制钱(交易税)、月桩钱(按月强征军费)、版账钱(中央向地方硬摊派税费)、耗米税(正常米税损耗，可大50%甚至100%)、大斗收税(比标准斗更大的量具)、预借(提前征收)、科配(硬性摊派)、和籴(另一种摊派)，此外还有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

　　要问这各种租子最后合算多少?宋光宗时，已经高达50%——还只是起步价。

　　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劳作一年，能有一半收成归自己，就要“谢天谢地谢神灵”了，普通百姓劳作一年，不过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病、饿、饥、荒在那年月——太常见了。

　　可以说，正是民众的血汗、尸骨，筑就了上层朝堂的富丽堂皇。

　　四、起义不断

　　“富宋”的作死操作，必然换来报应：

　　宋高宗初年就有钟相、杨么起义，此后还有和三五、僧居正起义，童照起义，陈新、陈颙起义……此外，各地的“饥民抢粮”、“佃农抗租”更是数不胜数。

　　而“富宋”平叛所需的军费开支，又进一步加诸到普通百姓头上。又是一轮恶性循环……

　　所以，要问南宋的钱从哪来的?

　　答案：抢来的!而且是以合法政府的名义，从民间“抢”来的。

　　五、结语

　　曾经坐拥万里河山，而今偏安一隅，无论南宋王室还是臣民百姓，中原故地、汴京洛阳，那都是魂牵梦萦的家园，终南宋一朝百余年时间，恢复故国、北伐女真的呼声从未停止。可是每一次都以群情激愤、慷慨激昂起始，却都以仓皇北顾、元嘉草草收场。

　　基于这一冷血现实，有学者认为，是南宋百姓不愿意北伐，想在南方过安稳日子。按照这种理论，好像这笔北伐失败的烂账应该记在全体南宋人民的头上，而不是高层朝堂不力。

　　而要笔者说，南宋的老百姓不愿意打，那是真不愿意打了：即便和平时期已经被各种巧立名目的赋税压得无法喘息，一旦开战，百姓们不但要送自己的子侄儿郎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仗，战争机器更会不遗余力的加倍压榨普通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战，百姓也苦”!

　　这样的南宋朝廷，表面看着很富有：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官吏，真正实现了“一入官门金饭碗”的纸醉金迷。可这背后，是百姓民众“剜去心头肉，医得眼前疾”的苦苦支撑，他们只有在“苦、苦、苦”中勉力求生，至于收复旧都、回归故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如果问这样的百姓，愿不愿意打仗?估计也只有脑袋被门挤的才会说愿意打!

　　持续的对内压榨必然是民怨沸腾，有这样的腐朽政治，又怎么可能对外收获荣耀?凭谁问：谁更该为南宋百余年的积贫积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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