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令出中枢对王安石自然有加成，不过这其实是果而不是因。在入中枢操大柄之前，王安石的一系列诗文言论就已经表现出坚强的自信、博大的胸怀、深远的思考以及强烈的使命感。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得王安石在入中枢之前，就已经身负天下之望。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
王安石变法导致党政，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责任都不能全推到一个人身上。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旧党的掣肘，兴许变法效果还好得多。但是旧党凭什么不斗争， 都是利益。除去变法的初衷，党政争明明是官员们借机瓜分话语权瓜分利益。这种状态，岂是一人所致，社会发展所致也。唐代牛李党争不正是前车吗，那不仅仅是社会发展问题，也是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出了问题，不适应时代发展了。
就算没有王安石变法，安逸的士大夫们能够抵挡得住先后崛起的女真和蒙古吗?我个人倾向于是挡不住的。也许他们能够通过快速投降、向新的王朝效忠来保全自己和家族，但民众在得到顺服的机会之前，会被鲜血洗刷很多遍。北宋改革失败灭亡反而印证改革的必要。改革失败必然有王政治能力不足的因素，但也有宋神宗个人性格的因素。变国不法古这基本是常理。也有改革方向错的，但王的改革方向起码是对的。
王安石变法，通过金融和徭役制度的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但是最可惜的是并没有能够令生产技术实现质的飞跃，长期最大生产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变法没有成功的前提。范仲淹变法，依然被认为是传统变法，只是试图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不能触及提高生产力问题的核心。
范仲淹变法，是试图解决分蛋糕的人，王安石变法是试图做大蛋糕并且解决一部分分蛋糕的人。每一个封建王朝通过近百年的恢复和生产之后，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最理想的人口数量，生产力的发展遇到了障碍。改革或者变法，都应该以解放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为主。
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问题不是基本路线，而是步子迈的太大，已经超过了时代承受。当代改革的背景是飞速发展的生产力，改革的一些问题被消化了。北宋时代根本做不到，而且很多政策根本不适合全国。冗官冗费只是表象，这些浪费相对于土地兼并，士绅从税收中截流，根本不值一提。光从这些方面入手无益于根本，庆历新政主要就是干这个，不到两年就熄火了。王安石不得不将主攻方向放在开源上，其实王安石也没少在节流上下功夫。
王安石的散文更注重实用性，不注重文学性，强调文以载道，所以王安石多议论文或者说是政论文，少有游记之类的文章。所以读王安石的文章不多，且觉得其文章较为枯燥，不如苏轼的优美。至于思想性，《伤仲永》、《游褒禅山记》里所蕴含的哲理，不比苏轼任何一篇差，你可以怀疑他的文章没有文学性，不优美，但他的思想性在八家之中应该只有韩柳与之相比。没有必要过度贬低文学和文学家，像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挺起了国家民族的脊梁，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家也构筑了国家文明的软实力。两者都重要，只不过王安石身兼二者，就更令人崇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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