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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年间，活跃在北宋政坛上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势力：第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第二，被直言敢谏之臣占据的台谏;第三，被逐渐弃用的原先变法派的骨干;第四，重新受到重视的保守派老臣。宋神宗用他的御下之术在这几种类型的官员中间选择、取舍，形成了元丰年间特殊的政治氛围。

　　一、被“奸臣”占据的中书

　　宋神宗朝被列入奸臣传的五位官员中，有三位是在元丰时期受到重用的，且都位至中书，他们分别为：蔡确、邢恕、章惇。蔡确，字持正，进士及第之后调邠州司理参军。熙宁时期，受到王安石和邓绾的提拔，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正月，王安石从驾观镫，乘马入宣德门，衙士呵斥之，并刺伤了王安石的马。

　　王安石因此大怒，先是将衙士送到了开封府，又罢免了一位御药院的内侍，但是王安石犹觉不平。蔡确知道宋神宗此时已经对王安石的强权有些不满，所以上章弹劾王安石曰：

　　“宿衙之士，拱衙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衙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衙士者十人，自是以后，衙士孰敢守其职哉?”

　　宋神宗并没有追究王安石的措，但是却对蔡确的言辞表示称赞。蔡确猜透了神宗的心思，从这时候开始，宋神宗就属意欲于蔡确了。元丰元年四月，蔡确知道宋神宗不满御史邓润甫在治相州狱中的表现，故上章弹劾邓润甫欺下罔上，邓润甫因此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而蔡确顺利代替邓润甫坐上了御史中丞之位。

　　不久，蔡确又弹劾沈括作为近臣，见朝廷新法不便，不公开谈论却私下与执政商量，有撼新法之意，沈括因此黜知宣州。蔡确颇能揣测神宗的心思，故屡次凭借宋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弹劾他人有不轨之心，以加强神宗对自己的信任。

　　元丰年间，王珪与吴充并相，王珪忌妒吴充，遂听从蔡确的建议怂恿宋神宗大兴边事，以保其位，实在算不上是一位君子宰相。元丰年间，宋神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任用官员的手段也逐渐纯熟，当然“纯熟”是相对于熙宁年间的表现而言的。此时的宋神宗没有了王安石及其周围的变法派，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培养“耳目”与“股肱”，但是遗憾的是，宋神宗将他任用“耳目”、“股肱”的心得延续到了元丰年间——在宋神宗的心中，官员的才能比人品重要，而忠诚又比才能重要，正是基于此，蔡确、邢恕等擅于揣摩上意的小人才能够长久的侍奉左右。

　　二、被直言敢谏之臣

　　占据的台谏宋神宗对于言官的选择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即向司马光看齐。熙宁四年二年，宋神宗向近臣感叹道：“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以无过矣。”元丰五年，新官制即将颁行之际，宋神宗依然向辅臣说道：“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司马光在言职，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敢谏，且博闻多识，对很多政事有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非常尊敬且器重。熙宁年间，宋神宗提拔杨绘、刘挚等人为言官，就是看上了他们直言敢谏。

　　后因他们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宋神宗迫于无奈，将他们贬知地方。元丰年间，宋神宗完全掌握了变法的主动权，对于言官的任命完全自由，与中书多小人相比，这时期的台谏倒显得更加“清流”。

　　其代表人物有邓润甫、蔡承禧、周尹、王安礼等。邓润甫，字温伯，熙宁年间被王安石提拔为编修中书条例，后神宗擢升他为知制诰。熙宁八年，与邓绾一起治郑侠狱，颇得神宗器重。郑侠狱过后邓润甫上言：

　　“近者群臣专尚攻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

　　因此受到神宗的肯定。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又言李宪不可以为征讨安南的将帅。后又屡次率言官蔡承禧、彭汝砺等人言不可妄兴边事。元丰元年，因受蔡确诬陷落御史中丞知抚州。蔡承禧，字景繁，熙宁八年擢为监察御史，蔡承禧大体上是支持神宗推行新法的。熙宁九年，邓润甫上章参用旧人，在蔡看来“今之患在乎百职之不自任其职而已”，因此在他看来朝廷是极其缺乏“精明强敏之士”的。而宋神宗再次提拔吕惠卿等小人，无疑是加剧了这种状况，蔡承禧屡次上言皆不听，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言职，乞罢。

　　熙宁最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王安石、吕惠卿为核心的变法派从北宋中央政府渐次失势出走，但是这只是代表变法的直接主导权由王安石转移到了宋神宗手中，那些具体推行新法的骨干分子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元丰年间，随着宋神宗本人对新法逐渐趋向保守，原先变法派的骨干分子比如薛向、李定等辈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宋神宗斥责或贬黜。

　　薛向，字师正，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宋神宗继位早期曾献西陲利害十五篇，早年与种谔一起招降横山一带蕃部。但是相比于他的军事能力，薛向的理财能力更加突出。熙宁初，宋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熙宁三年权发三司使，明堂礼成，提拔为右谏议大夫。但是宋神宗对薛向也不完全信任，早在熙宁四年宋神宗就有过“向性質不如羅拯”的评价。元丰元年九月，薛向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薛向对吕公著颇为恭敬，吕公著对他也有所改观。元丰三年，薛向因反对让百姓养马导致百姓家破人亡，被谏官弹劾为“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后诽以盗名”，遂被宋神宗认为是“论事反复，无大臣体”罢知颍州。

　　李定，字资深，受学于王安石，因言青苗法善，被王安石重用并推荐给宋神宗，被宋神宗除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而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等人皆因弹劾李定越职入位而遭罢黜。熙宁年间，李定因为不除生母丧，被士大夫们集体弹劾，唯有王安石位李定辩解，李定不自安，故解职。熙宁八年，李定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元丰初年，李定再次受到宋神宗的重用，并一度提拔为御史中丞。宋神宗非常喜欢李定，曾有“听卿言足矣”之语。熙宁四年，李定也受到养马事件的牵连，被神宗认为是“既见朝廷黜薛向，兼元法变无改更，定即不敢论列。乃是从初有失审实。”遂罢李定知河阳。就宋神宗元丰时期对新法的反思上来看，他不至于因为薛向不满养马伤民就予以贬黜，其实宋神宗最在意的是他“论事反复，无大臣体”，实际上就是蔑视皇帝的权威。

　　君主独裁专制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保障皇帝最终的决策权力的基础之上，将实际的行政权力让渡给士大夫官僚们，以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宋神宗一人包揽了国家的大小决策，实际上是与北宋君主独裁专制体制创立的初衷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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