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名贤议礼祭祠这段情节见于原书第33、34、35、36、37诸回，但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安排却早就精心组织了。小说的正文从第2回开始，叙写的故事是先从山东落笔，继之写到广东、北京、江西、浙江、安徽，最后写到南京。从第25回起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大多安排在六朝故都南京，各地士子也因种种原因而渐渐聚集南京。从第31回起，作者又集中力量刻划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几个贤人形象，使之成为倡导、主持礼乐教化的核心力量。这一切，都是为大祭泰伯祠这个情节而准备的。

　　最初提出要建祠祭泰伯的是迟衡山，他有心于此已非一日，别人介绍他时也说他“有制礼作乐之才”。在与杜少卿闲谈时，他先有意地将自己的主张向对方试探：“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待到杜少卿表示同感后，他“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说：“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季，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杜少卿的热烈支持：“少卿大喜道：‘这是应该的!’”并马上捐银三百两。从此，在他们两人的推动下，修祭泰伯祠的活动徐徐地拉开了序幕。

　　迟衡山、杜少卿提出倡议后，作者并没有紧接着叙写他们如何准备、积极进行，而是略作顿挫，宕开一笔，转而叙写杜少卿、庄绍光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辞却征辟，对将来主持祭祠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品质先行加以细微的刻划。在作者笔下，杜少卿之所以辞去征辟，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这就促使他做些实事，出钱出力参与修复和祭祀泰伯祠，以兴礼乐、出人才、助政教。庄绍光不像杜少卿那样装病不赴廷试，而是应召赴京。但在赴京之前，已有退志。及至廷对时，便借故“恳求恩赐还山”，速速返回南京。但当其被召时，作者又借嘉靖帝之口说出“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的话来，这更说明提倡礼乐以助政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叙写杜、庄辞却征辟之时，又穿插叙写了诸名贤议礼定乐、修建泰伯祠、购买乐器祭品等活动。

　　为了强调祭祀活动的隆重并加强感召力，作者还极其认真地推出了真儒虞育德这个形象。二月中旬的一天，诸名贤聚集在杜少卿河房中商议祭祠大事。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由谁主祭呢?首先倡导祭祠的迟衡山说出一番话来：“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方为不愧。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究竟是谁人呢?作者于此结束本回，激起众人悬念，直到下一回书中，方始“纯用正笔、直笔”，以一回的篇幅详加描绘。迟衡山所推举的人，原来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虞育德。此回回目即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先誉之为“真儒”、“名贤”。然后如同描写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正面人物王冕一样，为他专写了一篇传记。从他的先人写起，写他的出生，他的读书，他的教书，乃至学习“地理”、“算命”、“选择”，他的应试，他的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在这一系列情节中，表现了他的高尚的品德、冲淡的襟怀，力求塑造出一个士人的楷模——“圣贤之徒”的形象来。从作者对主祭的着力描写中正可见出其精心设计“大祭泰伯祠”这一情节的良苦用心。

　　经过如此的惨淡经营、周密安排，祭祀活动终于在古礼古乐声中隆重揭幕。从泰伯祠的外观、结构到祠内的摆设、礼器，从斋戒、省牲到祭祀的三跪九拜，从引赞、主祭、亚献、三献到各人的职司，作者不厌其烦，一一作了详细介绍，乃至于初献、亚献、终献这三个全然相同的过程，作者亦一丝不苟地重复描写了三次。在大祭礼毕之后，还要将参加的人员、分工的情况，再次认真清点一遍，以示规模之大、礼乐之全、声势之壮。

　　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地描写一个细节来烘托此次盛典。祭祀结束后，“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问众人何以如此，众人都道是“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仙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借此，作者既验证了前文迟衡山所言礼乐久废之语，也说明了这次祭祀活动的影响之大。

　　在小说中，这一活动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当时，在其后出场的一些人物，还在不断地回顾这次大祭泰伯祠的盛典。不但徽州老秀才王玉辉来到南京时，听邓质夫说起 “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闻”之后，也要去看看(第48回)，甚至连国公府徐九公子和表兄陈木南也以没能与祭为憾 (第53回)。至于四奇客中的盖宽，更因当年祭祠名士、贤人的风流云散而感慨不已，特别是他将大约五十年前的泰伯祠盛典称为“古事”，又表现出沉重的世事沧桑的历史悲剧感。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证了虞育德他们企图以古礼古乐来教化士人、以求有助政教的理想的迂阔无当，终致成为既往的幻影而破灭。

　　修祭泰伯祠，借以倡导礼乐，教化士人，助益政事，的确一度是作者的理想。吴敬梓早年就接触过倡导礼乐兵农的颜元、李塨学说。李塨是吴敬梓曾祖吴国对的学生;颜、李学说的传人刘著是吴敬梓长子吴烺的老师，另一传人程廷祚又是吴敬梓的至交。因此，他把礼乐兵农的主张当成自己的理想，也是极其自然的。为了表彰这一理想，在小说中才精心组织了“诸名贤议礼祭祠”的情节。

　　不过，吴敬梓在叙写这一情节之后，也已渐次感到礼乐兵农理想的空泛、不切实际。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固执地坚持这一理想。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一感受，也在小说中逐步表露出来，当王玉辉来“看看”时，壁上满积灰尘，乐器、祭器也都锁着，显然已无人问津了。而到盖宽来游时，更是破败不堪，大殿的“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五间楼连“楼板都没有一片”，特别是“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却没有“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这正反映了作者礼乐兵农理想的彻底破产。然而，作者对理想的探寻并未终止。至于修祭泰伯祠一节，尽管是作者破灭了的既往理想，在艺术描写上又是败笔，然而它却的确是一度令作者无比激动的“事业”，在小说的构架上又占着高屋建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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