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龙颜大悦，开口就赏黄金万两，布匹五千，良田千顷。仿佛皇帝有无尽的钱可以挥霍，一些国人也以为然——天下是皇帝的，钱还不是他的!可果真如此吗?非也。其实在2000多年前，皇室财政与政府财政就已有区分。
秦始皇统一天下，化家为国，在建立国家机构的时候，就注意政府和皇室的区分。汉承秦制，这两者的分工已经非常明确。三公九卿里，就有大司农(起初叫治粟内史)和少府。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财政主要来源于田赋租税，用于政府各项支出。少府管理皇家财政，主要来源山泽口赋等，用于皇帝以及皇室日常所耗。线索清楚，分工明确，皇室的私人花费不能从政府那边要，政府的支出也不应从皇室这边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可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政府经济要触及，皇室所用更要经手。一手政府，一手私人，用起来难免就产生联系。汉武帝算是比较早遇上这种情形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热衷战事(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打爽了收不了手，回头抄家伙的时候发现政府没啥钱了。在发现把自己的私房钱(少府)补上还不够后，汉武帝就去问盐铁商人要点钱。
可是盐铁商人缺心眼，跟汉武帝讲道理来，说已经缴税了(盐铁税收当时由少府负责)，不给。汉武帝向来不惯人(参照司马迁)，转手就把盐铁经营权要了回来，给大司农负责，政府经营，是为“盐铁官营”。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于政府财政与皇室财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十分清楚的。
此后此制度沿袭至唐宋。唐朝国力强盛，发生变化相对较少。到了宋代，宋太祖立国之初，考虑战事多要用钱，专门设立了“封桩库”，把每年多余的钱放到里面，有备无患(《宋史纪事本末·太祖建隆以来诸政》：凡岁终用度之餘皆入之，以为军旅饥饉之备。)法理上这还是属于国家财政。可创业者的头脑低估了富二代的浪，宋朝本身有钱，傻子放着一大堆银子不用，于是放着放着就放到了皇帝的腰包了(属于私人)。
政府这边的官员也不傻，打仗往大讲是为了国家大义，往小处想其实还是为了皇帝。皇帝家打仗，你作为一家之主不表示表示?!所以一到战事吃紧，国家财政紧张，官员就惦记起皇帝的私房钱。宋真宗就遇上很多次政府官员来借自己的私房钱，他看着不对头，这是要掏空的节奏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于是警告说别总惦记着我的钱，自己挣去!(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回头又威胁管私房钱的官员，禁止透露我的存折余额(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
至此，皇帝有多少钱，政府那边也不清楚了。但是宋真宗的接班人宋仁宗挺厚道，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有多次是直接从私房钱补贴国家财政，数目也不小，这是正面例子。可偏偏上来个搞艺术的宋徽宗，公私兼顾，皇家的政府的钱都给他倒腾得差不多，国家就差不多说再见了。
明朝皇帝吸取了宋朝的教训(政府问皇室要钱)，于是反其道行之(皇室问政府要钱)。当然首先把钱紧紧藏在内库(自己手里)，国库则在户部。明朝奇葩皇帝多，觉得国库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时不时就去敲诈一笔，据说最高敲诈纪录的一次是2400万。
除了敲诈政府财政，明朝皇帝还脑洞大开，自己创业搞创收：武宗朱厚照在后宫里开市场做买卖，自己做店长，赚钱存入内库(难以理解)。可在后宫毕竟市场小赚不了大钱，武宗就到宫外开皇店，放高利贷，收入巨大，但与民争利，终酿大患。
神宗朱翊钧赚钱后，喜欢在炕上数私房钱(地主老财)。钱赚了，却不舍得花，准确来说是不舍得为政府花钱，连打仗缺钱也不给：谕廷陈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神宗朱翊钧)。明朝中后期政治混乱黑暗，经济难续，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及至李自成、张献忠起，已经病入膏肓，再难自救。
到了清代，统治者再次吸取前朝的教训，建国之初就把自己的小金库充公了。需要用钱时，就从国库里面支出，每年十万两，支出来的钱由内务府管理，与户部保持独立。
清初皇帝也定下祖训不能伸手到户部要钱。可是皇帝花钱也没有准头，像乾隆南巡，公家费用大，私人的费用也不少，缺钱了也不好问户部要，所以乾隆发明了“议罪银”(专门为违法官员设计)。简言之，交钱免去一定的罪。官员有钱，花钱免罪，再多也愿意给(反正还有机会捞回)。这种创收虽然不妥，但也反映了清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政府与皇室财政不可逾越的规则。
可到了清末，慈禧又忘了规则，伸手从户部要钱修建了颐和园。可是这笔钱是预作海军军费，当时内忧外患，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国，如此情况还为一己之私，兵败如山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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