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些明君，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常常会发掘人才、重用人才，这其中，北宋时的宋仁宗就是典型的代表。
宋仁宗认为，建立学校、发展教育是一个发现人才的有效的途径，通过学校不仅可以起到培养、招揽有用之才为朝廷所用，而且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此，宋仁宗特别颁布了一道《建学诏》，全文如下：
夫儒者通夫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之，则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以预焉?
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数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朕慎于更改，比令详酌，仍诏宰府，加之参定，以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实。
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奥，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才。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慎法细文罢去，明其赏罚，俾各观焉。如此，则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
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材。其于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思进德修业，而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宋真宗之子，北宋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力兴建地方学校，改革教育制度，革除选拔人才的弊端，并且颁发《建学诏》，以保证具体措施的执行。
《建学诏》表达了宋仁宗“建学兴善”、 “更制革弊”的决心和为其统治笼络人才的良苦用心。
首先，宋仁宗对“通夫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源”的儒者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他们知识渊博，通晓事理。
接着，宋仁宗指出当时学习的人却不能发扬儒家学说，原因就在于当时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存在弊端，即“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之”，“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以至于造成许多“豪俊奇伟之士”不能进入统治集团为朝廷效命，那些正已修身保持节操的人和不贤明的人混杂在一起进用，不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此，宋仁宗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重视策论，简化选拔人才的规程，对待书香门第也稍微增添了新的规定，同时实行原来的制度等等。
这样，在宋仁宗一朝时就做到了人尽其才，拓宽了选拔获取人才的渠道。最后，他还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学者们对此要高度重视，并且把他制定的建立学校方面的法令条文作为永远不变的规章制度保留下去。
宋仁宗以这道《建学诏》来实施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方面的改革，他最大目的就为自己的大宋王朝有效地选拔、笼络有用之才，稳定王朝的统治基础。
在宋仁宗重视学校、重视人才的影响下，宋仁宗一朝涌现出大量才华横溢的名人，这其中，又以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一场科举考试为代表，在这次考试中，不仅有大文豪苏轼、苏澈兄弟俩，还有欧阳修的弟子曾巩，这三位文坛巨匠与欧阳修并列为“唐宋八大家”。
除了以上四位大家，还有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也是在这一年的科考涌现出来的。
在古代历史中，同一年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文坛巨匠，绝对称得上是空前绝后。这种现象既和“千古伯乐”欧阳修任主考官有关系，也和宋仁宗颁布的那道《建学诏》有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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