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汉桓帝年间(146-168年)传入我国后，首达洛阳传经释法的西域高僧当属安息国(今伊朗)王太子安世高，因为其王族的地位，所以又称其为“安侯”。
安世高的继承者也是安息人，名叫安玄，汉灵帝(168年-189年)末年，他东渡经商，定居洛阳。因他对汉朝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所贡献，而建立功勋，被东汉朝廷封为“骑都尉”。
"二安”精通梵语，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而协助“二安”译经，开佛经助译之始的，则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严佛调。
严佛调(约公元117-约197年)，又名严浮调，简名严调。入佛后，名字中间加以“佛”字，叫严佛调，以示其身份与佛有关。
严佛调是东汉末年下邳(今江苏宿迁)人，后入居洛阳，下邳也叫临淮，汉明帝永平年间改为下邳国、为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的封国，一时盛传佛图、黃老。
东汉末年，下邳豪强笮[zé]融(?—195年)拥有权势，占据一方，他崇信佛教，并建立佛寺，使这个地方成为当时佛教主要传播地区之一。
而洛阳是当时传佛译经之重镇，严佛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为富有文化教养的人。史载他： “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这是至今见于诸文献的中国本土汉族佛教徒第一人。
严佛调在洛阳从师于安世高、学习佛法。因安世高所译为小乘禅数，所以，严佛调学的、译的无疑也是小乘经典。
安玄本为佛教居士，他进入中原后，热心宣扬佛经，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于是他找到了僧友严佛调。
严佛调由于长期从师安世高，梵文胡语也相当通晓，严佛调既为佛门弟子，弘佛译经亦看作己任，所以，二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合译起佛经来。
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采取的是"都尉口除，严调笔受”的方法，也就是安玄先拿原本，将经文用胡语念出来，严佛调用汉文直接写下来，然后，两人斟酌字句，修饰润色，使语意更加完整、显豁，便于阅读，这就算作定稿。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之前的安世高的译经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此后，多数佛经的翻译也大多是这样，后来的佛学译者对这些个人译的经典有不惬意之处，甚至还有重语指责的。
从东汉和西域文化交流来讲，严佛调与安玄这种助译合译的形式，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因为，要把一种外来文化比较准确地传播到这个国家，非语言高手，错误在所难免。如果无此能力，硬是粗制滥造，敷衍成文，那就更是贻害无穷了。
严佛调、安玄合二人合译佛经之后，使西域东渡来中土的僧人，在汉话还不太精通的情况下，通过助译合译，不但迅速提高了汉、胡语的表达能力，而且为佛经的汉译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严佛调和安玄合译的第一部佛教经典是《法镜经》，这部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高的评价。这也使严佛调成为中国本土汉人翻译佛典的第一人。
严佛调在佛学研究和助译中，不断提高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和体会，其颖悟程度相当深邃。
安世高在中原讲经译经众多，但唯有《沙弥十慧》这部经书还没有解说就圆寂了，严佛调感到很遗憾。于是他昼夜思虑，发愤攻读，便把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字著述表达出来，这就是严佛调所著的《沙弥十慧章句》一卷，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严佛调从悟佛经而作“章句” ，开创了中国汉人佛教徒撰著佛经的先例，对后世高僧著述影响极大，因此，他也是中国本土汉人自撰经书的第一人。
东汉永平至延康年间，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和西域每年都有高僧来到中原传道或译经。
受此影响，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严佛调在古稀之年，怀着对佛教发源地的仰慕，对佛教文化交流的渴望，离开家乡临淮，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国，宣传他的佛家思想，并受到当地信众推崇与爱戴。
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在西域积劳成疾后，客死他乡，因此，严佛调又成为中国本土汉人境外传道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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