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曾经倾举国之力三次征讨辽东的高丽，正是因为这三次征辽战争，导致大量士兵、农夫死于战争，中原缺乏劳动力，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引发隋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使得隋炀帝身死国亡。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么偏执的征讨高丽呢?这三次征辽为什么又都失败了呢?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隋朝时，高丽与隋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吐谷浑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因此，在隋朝的统治者看来，高丽、突厥、吐谷浑在隋朝的北方形成了一个弧形威胁圈。
高丽早在魏晋之乱时，还乘机侵占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而且高丽还和南方的陈朝保持着贸易和政治的来往，这一切都引起了隋朝统治者对高丽的高度戒备。
开皇九年(589年)，隋朝一举灭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统。当时的高丽王“闻陈亡，大惧，治谷修兵，为据守之策”。从高丽王的统治者对中国统一的反应可以看出，隋朝与高丽有着较深的隔阂。
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高元发兵进攻辽西，隋文帝接到奏报后，派他的儿子汉王杨凉和大将王世积率30万水陆大军分路进攻。结果陆路大军从山海关出发后，中途遇大雨，洪水泛滥，粮食断绝，瘟疫流行，只得无功而返。
水路大军从东莱(今山东掖县)渡海直接经过高丽，但船队受到大风的袭击，大半沉没。历时三个月的征讨高丽的战争，毫无进展，只是高丽王慑于隋朝的声威，遣使谢罪，隋文帝顺水推舟，宣布班师回朝。
这次征讨，撤回京师的部队只有出征时的十分之二，也就是说30万大军，死伤的就有25万左右，这是隋朝人无法忘掉的心头之痛。
到隋炀帝即位后，隋朝与高丽的关系表面是友好的，但隋炀帝却积极备战，有三个明显的举动便能说明：一、调河北百余万士卒开凿永济渠，使大运河一直向北延伸到涿郡(今北京西南)，以利于转运军需物资，并在涿郡建立临朔宫作为军事大本营;二、进行大规模征兵，以至“扫地为兵”;三、在山东设置机构养马，检验兵杖器械，凡提供兵器不合格者立斩。
当时的大臣裴矩向隋炀帝上奏的一番话，说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想法，裴矩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省，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豹之乡乎?”
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向全国下达了讨伐高丽的总动员令：“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会于涿。”出征的大军达到130万人，号称200万进攻高丽。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初三正式出兵征辽，当时出征的军队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相连近千里，史学家说：兵威之盛，前所未有。
隋炀帝认为，隋军之兵盛，征服高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甚至主观地认为，大军一到，必有纷纷投降的高丽兵，所以他下令：不得攻击和杀害投降的高丽兵将;任何部队都不能擅自行动，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隋炀帝的这两条命令却直接导致了此次大军的失败，因为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应有灵活机动的决断，如果事事请示汇报，必将造成战场上的混乱。
而不得攻击和杀害投降的高丽降将这一命令，更是造成了高丽军打不过隋军的时候，马上投降，而休整之后，又突然袭击隋军。甚至还有高丽大臣与大将诈降，如此反复，使得隋军在此次进攻高丽的过程中损兵折将，大败而还。唯一的收获是攻占了辽水西部城市武厉逻(今辽宁新民县东)，并在那里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隋炀帝不顾已经爆发出来的社会危机，而是偏执地再次发布总动员征辽，他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我们移海拔山都可以成功，何况这小小的高丽!”
隋炀帝吸取上次的教训，取消了前线指挥官必须向他请示汇报才能展开军事行动的命令。战事开始的时候很顺利，但当隋军与高丽进行辽东城攻防战的时候，后方传来了负责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反的消息，传信的人还说许多的达官子弟也参加了造反的行列，这让隋炀帝十分恐慌，即下令全线撤兵平叛，第二次征辽不了了之。
同年八月，隋炀帝平息了杨玄感的叛乱，此时国内的局势已经很乱了，隋炀帝理应集中精力安定国内局势，但近乎偏执狂的他又强行组织第三次征辽。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又下诏发兵第三次征辽。士兵们纷纷逃亡，隋炀帝就斩杀逃兵，但逃亡的现象无法禁止。隋军开到毕奢城(今辽宁金县)，高丽举国来战，被隋军打败，隋军准备继续前行，此时的高丽也因连年征战，国内疲惫不堪，高丽王不得已向隋炀帝呈上了降表，隋炀帝总算是捞回了一点面子，于是下令撤军回国。
八月二十五日，隋炀帝回到京师长安，告慰列祖列宗，宣告了征辽的胜利，并要求高丽王入朝接受召见。而高丽王根本就不理会隋炀帝所谓的“召见”。隋炀帝恼羞成怒，还要组织第四次征辽，但这也只不过是做做姿态了，因为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他已经没有可能再做出第四次的征辽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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