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的律师，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由堺雅人、新垣结衣饰演的《Legal High》可谓好剧之一，该剧以律师这个职业为切入，讲述二人帮人打官司的故事。律师是今天法院开庭审判的必需，律师制度的出现也被认为是现代司法程序的进步，今天的律师是学习的西方，其实早在明清时代，中国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律师的讼师，这个群体和今天的律师有什么异同呢?
一、讼师何以出现在明代
有人就会有纠纷，有纠纷就会有裁决，荀子对人性之恶有很直观深刻的看法，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这可以看作是纠纷的起因。
同以往皇朝相比，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大发展时期，经济上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明代中国人口大增，商人更加活跃、流动性更强，明代皇帝面对庞大的统治人群和频繁的地区交往，掀起了“普法运动”，时人称为“挂书牛角田头读，且使农夫也识丁”。这种全民“普法”既使得人人懂法、知道不去犯法;但它同样又增加了司法诉讼，因为一旦别人触碰我的利益，我就要去打官司维权。经济越发达、普法工作越进展，这种诉讼越多。明代两江地区最发达，所以“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居多，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诉讼的增加直接刺激了一个新职业讼师的出现。
二、明清的讼师和今天律师的异同
古代一场审判，首先递状纸，状纸有格式、要写文言文，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会的，所以就需要专业人士。明代以前，状纸只要找识字先生代写即可，但到了明代，诉讼变多，所以出现了专门给人写状纸的人，这就是讼师出现的原因。此后讼师逐渐发展，演变成熟读当朝法律，能据理力争、甚至变成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专业人士。同今天律师一样，一般人不可能看过法律全书，遇到事情只能是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看看这场官司能赢的概率。所以讼师和律师都是在审判之前，替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
但讼师毕竟不是今天的律师，今天的律师有着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求的专业性极高，必须是正规法法学专业毕业，还要经过专业培训和实习，同时有严格的职业要求，甚至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比如被告人罪大恶极，但律师必须替他辩护，即便律师内心极不情愿。而讼师则没有这些顾虑，讼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想帮谁就帮谁。明清的讼师专业水平其实不高，讼师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人，但大多是科举失败的人，他们懂得朝廷律法、公文格式，但又没经过专业训练，似懂非懂，官府有没有的资格审查和考试，遂造成讼师良莠不齐。
三、讼师的工作
古代官府事务庞杂，大事小事一把抓，审判只是诸多工作中的一个，但审判过程会浪费官员太多精力。比如明成化时期，“江西吉安嚣讼大兴，日有八九百，逮人甚多，至数岁不能结断其事”，浪费了太多的官府资源，所以古代官府的审判原则尽量是“息讼”和“无讼”。
明代审判机制十分完善，明确官府审判分两种，一种是轻微事件，包括小打小闹无重伤不死人的打架和偷鸡摸狗、邻里纠纷之类的小事，这种不能上堂裁判，只能私了。朱元璋《教民檄文》就说如果小事上堂“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私了，一般就是在村长等村元老的主持下，在祠堂里，召开村民大会，双方说清原委，然后以村长的裁决为最后结果，而非法律明文。这中间可操作的空间极大，当事人表述清楚与否直接影响了裁决结果，而古代村民较为淳朴(嘴笨)，甚至出现受害人、加害人地位反转的情况，所以就需要讼师代替当事人发言。
另一种就是官府审判的大事，这种情况下，由被害人出面告状，上交由讼师替被害人写讼词，讼词里写清原告、被告姓名、告状事由经过、原告的希求等等，如此正式开启司法流程。被害人一般都不通文墨，专业法律条文不甚了解，判案结果完全取决于官员，如果官员受贿曲解法律，做出违法判决，被害人丝毫不知，而讼师的存在则预防了这一状况。
四、讼师地位为何低下?
今天的律师因为其专业性，所以薪水很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比较高，被人们称为“金领”。但在古代，讼师的政治地位却极低。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首先，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农，天下之大本也”，统治者最希望的是人们固定在土地之上，安稳度日。如果频繁诉讼，而且当事人能通过诉讼取得利益，那么其他人争相效仿，长此以往，人们的心思就会用在如何通过圆滑手段不劳而获，最终造成荒废农桑，动摇国本。《海瑞集》中有，海瑞在当浙江淳安知县时，当地人们好诉讼，以至于有所谓“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说法，意思是老实本分的种地，不如通过告状直接取得赔偿。这种观念已经成了当地人的共识，特别类似今天的碰瓷，县官海瑞就严厉打击这种好诉讼的情况。统治者为了压制诉讼，就得连带责任，把替人打官司的讼师一同压制，这造成了讼师地位的低下。
第二，古代官府人力有限无力应对繁杂的诉讼。县官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基础行政单位，作为百姓的直接统治者，县官老爷承担着一县的行政、审判、缉盗、治安、税收、教化、祭祀等等诸多杂事，精力有限，无力面对繁杂漫长的诉讼。县官之上有省府的监察官僚、县官之下有乡亲们的悠悠众口，古代的县官最为难做，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马上传开，名声扫地。可县官的政绩却取决于该县税收和田地，县官的主业就是要想办法维持耕地，增加税收，审判只是县官的副业。审判不能增加政绩，反而容易成为断送仕途的陷阱，所以县官为防止抽出大量的精力应对诉讼，耽误他事，就要压制诉讼，因此讼师地位不高。
第三，讼师是谋生的手段，讼师为了赚钱就得鼓励人们去告状。明清两代最爱告状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徽州讼师极多，讼师为了争取更多雇主，创建品牌，就尽力为雇主争取利益，以显能力。如何争取利益呢?往往就是夸大其词，进行诬告。比如简单的盗窃案，上报到衙门，讼师在讼词中就得添油加醋“词讼到官，类是增撰，被欧曰杀，争财曰劫，入家谓行窃，侵界谓发尸。一人诉词，必牵其父兄子弟，甚至无涉之家”，这样又加剧了官员对讼师的鄙视，《大明律》明文规定：教唆诉讼者、给讼词添油加醋、增加罪情者，与犯人连坐，《大清律》继承了这一条。所以古代官员最厌讼师。
总结
虽然讼师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出现讼师被收买，从而反向输出加害原雇主，或者，官员、讼师沆瀣一气包揽诉讼的情况。但讼师的出现无疑代表了中国司法程序的进步。古代社会因为经济基础和官僚制度的原因无法做到专业审判，讼师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一点，帮助了受害者维护权益，促进审判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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