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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他没有什么异赋天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李秀成故事走红之时，突然冒出来种种少年李秀成的英武传说，说他是疾步如飞，能够快步捉上奔马，阶级觉悟特别高，自觉地捉弄下乡作威作福的清军绿营小千总，等等。这些都是实无所据，说说而已。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也许李秀成一辈子就在偏僻山村里耕种打蓝。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造就了李秀成，给了他机遇。
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的极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李秀成却有些不同，青少年时候，他读过一些书。但他不是自学成材，或无师自通。李秀成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舅父陆均平。陆均平是一个塾师。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随舅父读书。十岁之上，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这是李秀成三年的私塾生活。李秀成的父母不反对儿子读些书。那时李秀成还常住在古制村舅父家，据近年调查，古制村至今还保留着李秀成所睡过的那张巨木精制的卧床。
三年私塾，使李秀成识得不少字，而更要紧的却是养成他喜欢读书、追求知识的习惯。有一个说法是，自永安突围途中，时为百长的李秀成因获得了几部书，没有按太平天国规定必须烧毁，反而寐夜阅读，被告发判以死刑，在未执行前因清军来袭营，队伍被打散，但他仍戴着刑具回到原有队伍，主官为他的诚恳所感动因而饶恕了他的死罪。李秀成有些文化，日后确实是靠这些浅薄而又恰到好处的基础文化颇有作为，他不须靠府中军中书手自己就能看懂上下文书报告，能遂心意起草布告书信。
著名的李秀成痛斥李昭寿招降书写得还真有些义薄云天、不与叛徒共戴天的气势。在太平天国高层和军事领袖行列中，他正是鹤立鸡群、别树一帜。当然这些未来出现的独特态势，乃是穷山僻谷里生长的李秀成始所未能料及的。十岁以后，李秀成回到新旺村，跟随父母耕作。他在供词中几次提到“帮工就食”，就是指那时的耕山种田、种蓝、烧炭;稍后些，也外出在周边小村帮做短工。相传就在古制村陆顺得的父亲和大哥处，先后当过短工。在此期间，李世高病死了。
李秀成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此后若干年，见于近人调查和考察，年纪轻轻的李秀成主要从事有两个职业:一是在大黎里的几处私塾做雇工，所谓帮工各塾，具一各知;二是做商店学徒、店员。李秀成曾在大黎里三岸村洪圣寺塾馆充当伙夫。洪圣寺私塾塾师是周村人覃瀚元(石仙)，在当地是被称为饱学的秀才。李秀成在厨房做饭，耳朵伸得很长，时时聆听隔墙的覃瀚元讲课。有天，覃瀚元叫学生将昨日所授功课背诵，几个学生都难以上口。当他获悉伙夫李秀成能背诵得滚瓜如流，相当惊奇，经过现场试验，确实不差。
覃瀚元在课间还常与学生说些史书里的忠孝节义故事，有时还设身处地讲些“安分守贫的道理”李秀成也挤在一边聆听。这些虽属浅显的道理，却给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带来影响。这个覃瀚元与后来的太平天国还真有点因缘，在洪仁由香港北上投奔天京路经湖北黄梅，时为黄梅知县的覃瀚元请他给患大头疯的侄儿治病;1861年秋，李秀成在兵进湖北时，据称也念有旧情，没有向黄梅进攻。在此期间，李秀成也接触了若干旧小说。我们从他所写的“供词”，可以看见他常引用《水浒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三国志演义》的语言和情节。
李秀成最爱读的一部书，是《三国演义》。他对这部书相当熟悉，且多加引用。诸如1862年写与清湖州团练头子赵景贤的召降书，就提及汉寿亭侯关羽弃曹归刘;痛斥反复无常的李文炳为“今之孟达”。大概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十岁出头的李秀成在大黎里福隆号杂货店做学徒、店员。福隆号在大黎里是老字号店铺，门面不大，李秀成做了三四年，干的是制作蒸酒和春米等加工业。店铺后来迁往太平圩，他又跟往继续打工。据说，这段时期，李秀成仍是好学不倦，跟着店铺老板陈全读了一些书。从家乡大黎里新旺村、古制村到附近的太平圩，李秀成始终在以家乡为圆心的方圆几十里圈子里帮工干活，寄人篱下。
现在尚未有文字或口碑佐证他此时走得远些，比如赴藤江东岸的藤县县城，或者是比本县城要贴近的平南县城。十年雇工生涯，李秀成仍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只是有相当长时间走进商铺、从事手工业运作，与社会中下层多有接触，积累了多方的人际认识，习惯于复杂氛围里应变。这可能就是李秀成的性格磨练，是日后能在天京周旋于洪秀全和洪氏家族一个重要因素，懂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不以个人意气用事以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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