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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惇：奇伟绝世才，见谤列奸臣

　　都说“北宋出相，南宋出将”，北宋的名相多多倒也是事实，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忘却了，这就是这绝大部分的所谓“相”，其实都是等同于“相”，他们都是些诸如“同平章事”或“尚书左仆射”一类的官职，而且人数多，因此，这“相”便也随之多起来了。 北宋有以蔡京为首的所谓“六贼”之说，被正史列入奸相人数也很是不少，对这些人自然很是不耻的，但对其中一人，我却很有好感，觉得他应该列入名相，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他的一句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仅凭这一句，我就认定他不是奸相，而是一位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之人，因为奸相是说不出来这样话来的，这人便是北宋神宗朝的宰相章惇。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名字却有好几种叫法，有的叫章敦，有的写作章淳，包括正史也莫衷一是，怪哉。 章惇，字子厚，号大涤翁，福建浦城人，举进士。大刀阔斧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较显著的效果，使北宋政局一度好转。后王安石罢相，司马光被召入朝掌政。废新法，复旧制。章子厚被弹劾罢免，贬黜为商州知州。哲宗亲政，章被召回启用，任尚书左仆射。哲宗死后，他反对议立徽宗，徽宗即位他又被贬逐，最后死于谪所。

　　端王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大家都看过《水浒传》，里面有个靠踢球发迹的高逑，他靠的便是这先是端王，后是徽宗的赵佶，赵佶是个超级玩家，也是个艺术家，鉴赏家，大概当年能称为“家”的头衔，他都属翘楚级人物，那一笔“瘦金体”独步天下。但就不是个当皇帝的料，他本人估计也不是很想当吧，所以，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直把个大宋玩进了“靖康之难”的深渊中去了。

　　别的不说，这章惇看人挺准的。当太后召群臣商议，欲立这端王当皇帝时，其它人都唯唯喏喏，只有这章惇一声断喝，大呼不可。结果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这赵佶当了皇帝，章惇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在有宋一朝的宰相中，我最佩服的同大家一样是王安石，这章惇同王安石自然无法比，甚至可以说是相去甚远;但无论从才学，人品，处事方法上来看，他可以说是小一号，或小几号的王安石;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推行者，是维护新法，践行新法的干将，王安石两次罢黜后，他都是新党自然的领袖。

　　新党被称为改革党，旧党被称作保守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提起改革，革命这些词，不管结果如何，总是被人称颂，至少是先占有了道德的先机，就如同南宋之时，主战派怎么说也比主和派要“高大上”上了许多一样。

　　但这章惇似乎是个例外，按说他是新党，是属于王安石一国的，史上虽然对王安石的争论从改革伊始就非议汹汹，但总没人将其打入奸臣之列，当然，也有不少人说他误国，更有甚者，还把北宋之亡国的原因说成是“自王安石始”，但最终的结论还是要落到“出发点是好的，但脱离实际”这老套路上来，而奸臣一说自是同他无缘滴。 但章惇就没王安石这么幸运了，他是结结实实地被划入了奸臣，在《宋史》中列举章惇的罪证主要有这样几项，“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我无意逐一反驳这四点原因，只是觉得，这前两项按司马光旧党当政后，对新党的打击那也是残酷的很滴，大哥不要说二哥，大家都差不多;而对后两项来说，前者无非是说这章惇对辽夏采取了强硬态度;后者则是指他曾建议哲宗废高太后封号。就这么几件嘛，至于将章惇打入奸臣传吗!对此，梁启超大师有专门论述，俺就不在这儿赘言了。

　　在两宋的史书上，对新党人物，包括王安石的评价都不高，后来更是因为那臭名昭著的蔡京，以新党之身，行聚财之法，其佞臣之行召致后世大不耻。于是，按照南宋以降的正统观点，就认为新党是祸害北宋，导致中原沦丧的主要凶手。而对新党人物，也统统被丑化，这章惇不幸躺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大家都知道，这《宋史》是元末脱脱所主持编撰的，时间很短，仅用了两年半编就，它对北宋人物的评价大都是沿袭南宋人的看法，而南宋这些人在探讨北宋灭亡原因时，总要找理由来解释亡国之因，皇帝是没人敢说的，既然没有美人误国，找奸臣还不容易吗，那是越多越好，再找了蔡京、童贯一众人物后还不解恨，又把曾布、吕惠卿等人也一并列入，而章惇自然是想跑也跑不脱滴。

　　章惇是个自视很高的人，他横刀立马，眼高于顶，做事也往往过于偏激，想当年考试时，就因为他的族侄中了状元，而他的名次排“在五六人之间”，于是便发怒了，把敕书狠狠摔于地，要复读重考了，由此可见他的个性之烈，也可以解释他以后所为之事，也是狠得下心来的。

　　章惇虽然是后期新党领袖，但他的为人处事却很不得人心的，也没什么朋友，这同那寇准有一拼，没几人说他好。也正是因为这种奇葩个性，加上他的人生经历，就难免做出些出格之事。例如建议掘司马光的坟，清算高太后等等，他也能想得出来。 章惇是个有魄力，有胆略，有大才之人，但却也是个有大脾气的人，他凡事想得简单，办起事来大刀阔斧，遇事态度强硬，丝毫没有奉迎阿谀之气，比如在对待西夏和辽国的问题上，他一改“金钱换和平”的既定国策，就一个字，“打”，结果不仅打得这些外族势力满地找牙，还收复诸多被割让的土地。 他为官清廉，从不结党营私，自己的四个儿子均没有沾到他一点光，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得以他为势，这些都是他人品上的闪光之处。同奸臣奸相是边也不沾。 章惇为人刚直，对新法和王安石持绝对肯定态度，不遗余力推行之，他对哲宗忠心耿耿。堪称为哲宗朝的复兴名臣，后世由于南宋朝均为旧党把持，因此对其大加侮辱和诽谤，然而站在历史高度，他不愧为一个正直不阿，才能超众的北宋堂堂名相。

　　时人现在都爱拿他同苏轼的交往来八卦，说他陷害或保护这苏东坡的说法，那网上都乌泱乌泱地一大片，大有这章惇之出名，全靠了这东坡先生一般。其实，两人都是大才，惺惺相惜，关系很是不错，章惇有诗寄云：“他日扁舟月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便是证明。而东坡对他的评价是：“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可见评价之高。

　　至于有原来两人关系很好，后来章惇得势，打压陷害作为旧党领袖的苏东坡一说，我认为于理不通。 观宋时之风气，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的文人是相互尊重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是死对头，但前者对后者死后的评价很高;王安石同苏东坡也是很不对付的，但在有人欲置其于死地时，大喝一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及罢相后，二人江宁把酒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 王安石能做到，章惇就不能做到吗?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章惇陷害过苏东坡，反而倒是王巩曾说章惇为苏东坡说过好话;至于那些人云亦云的野史传说，是不足采信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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