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王安石“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之下，该不该为北宋灭亡背负骂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接着往下看

　　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脱离了大宋的控制，数十年间时常越境劫掠大宋，大宋派兵予以镇压。但无奈的是，大宋在长期以来军事及财政上的弊端在这场战争中被无限放大，大宋不仅没能迅速取胜，反而是败绩连连，最后只能靠着范仲淹的堡垒战术才勉强应对，虽然大宋保住了大国的颜面，但其财政却已是不堪重负、入不敷出。

　　第一、军队上

　　宋太祖建国之后并不仰止土地兼并，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宋为了维稳，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便让大量饥民加入军队，致使军队人数暴增，是为冗军。

　　根据史料记载，到宋仁宗时期，大宋军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5.9万人，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七八十都被用于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虽然花费巨大，但是大宋军队的战力却是差强人意，宋军不仅在与辽国的对峙中处于被打挨打的地位，就连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西夏，也让宋军连吃败仗，损失惨重，王安石曾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说，宋朝军队是一支人数庞大但却“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军队。

　　第二、官吏上

　　大宋一职多官现象严重，其实整个古代封建社会都差不多，只不过大宋尤为突出，遇事时互相推诿，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是为冗员，大宋之所以会出现一职多官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恩荫制，恩荫制是指高级文官的子孙和亲戚，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入监读书，进入仕途。

　　恩荫制虽然早已有之，但是在宋朝却最为普遍及扩大发扬，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军事政变取得的政权，所以宋朝历任皇帝都对武将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如果不依靠武将，皇帝就只能依靠文官来进行统治，但是皇帝一方面要依靠文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文官做大而影响皇权。因此，广泛实施恩荫制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虽然恩荫制可以收买官员，赢得文官的支持，造成一职多官的局面，使得任何一个文官都不会掌握绝对的权力，从而让皇权得到了保障，但恩荫制又会无限扩大官员的数量，其实还是大宋国土过小，无法安排过多职位，导致冗员问题提前暴露。

　　第三、财政上

　　军费开支如此巨大加之地方豪强隐瞒土地、逃避赋税，致使国家财政困难，而且大宋对待官员额外优待，导致冗费，虽然大宋富裕有钱，但是也挡不住日益增加的费用。

　　财政上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失衡，由于军队和官僚队伍大量冗余，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地方的官吏与当地的豪强沆瀣一气，瞒报土地，逃避赋税，使得帝国的税源大幅减少。

　　这三个危机彼此联系，一同消磨着大宋王朝的国力与根基，1067年，宋神宗继位，一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了解帝国巨大的弊病，如果在不进行改革，大宋将彻底走向衰败甚至灭亡，为了彻底扭转这一局面，他立即启用王安石为相，并授予其行政大权。

　　正是有鉴于此，王安石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开了他轰轰烈烈的变法。

　　其实大宋这三个严重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财政问题，为了增加财政，王安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方案为三个：

　　第一、青苗法

　　“青苗法”是由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王安石此举是好，但是王安石忘记了“青苗法”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一样。

　　其一：可能就会变成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官府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这样一算，如果贷款一万贯的话，那一年的利息就是四千贯，年息40%。

　　其二：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特别是在古代交通极度不便的时候，中央政策是收两分利，州府就敢收三分利，县衙就敢收四分利，五分利，到了最后和高利贷有什么区别?

　　在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下，世家豪门土地越来越多，那么“青苗法”实施起来，这些钱都会落入这些世家豪门手里，当田地都集中在他们这群人手里时候，这群人可以靠着各种政治资源，这群人就会拿这笔钱做生意，或者再次放贷出去，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明面上国家收入是增加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更加盘剥百姓的基础上，和“青苗法”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了，虽然百姓反对，但官僚集团不反对。

　　第二、募役法

　　“募役法”是王安石实行的一套新的分级纳税制度，变法内容规定，差役方法就由农民轮流进行改为官府雇人当差，除了最穷的两个等级外，所有人都要以现金纳税的方式交纳赋税供养差役，这样就可以对以前免除劳役赋税的富裕阶层合法征税，王安石还重新核实税赋，目的就是查清免赋税的人去，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免行法

　　在“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王安石主持的“免行条贯”在开封商行中实行之后，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也就是说，商户们缴纳免行税之后不再向官府和权贵免费供应任何商品，官府哪怕是皇宫之中买商品，都要由当时的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按价购买。

　　“免行法”确实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同时对商人也较为有利，但是皇族，后族，以及其余勋贵们不这样看，因为他们这一群人是被打击的对象，从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局面变成要花钱了。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但“募役法”及“免行法”的实施，反对声音一浪借过一浪，变法只能在巨大的反对浪潮中流产了。

　　历史上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十分的矛盾，一方面佩服王安石一心为国不怕权贵的勇气，但是另一方面又说王安石心怀恶意，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从而使得大宋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后使得大宋的最后一点元气也在党争之中消耗殆尽，才导致了靖康之耻，可以说王安石的变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大宋的衰亡。

　　王安石变法虽然被后世无数人所诟病，但是在他出山之前，却是号称“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天下读书人无不对王安石报以厚望，认为他是可以改变大宋弊病之人，甚至当宋仁宗时王安石出任集贤院、知制诰时，朝中的士大夫们引以为一时之盛事，无数人为王安石的出仕而奔走相告，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只要触动了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曾经的期望值转脸之间就变成了反对者，王安石也背负了不该背负的东西，这也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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