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乡绅渐渐开始不按照朝廷的要求，不在私塾学习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自己的特权以及高于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为非作歹，不少人成为了地方的邪恶势力。他们打通官员，明目张胆的不交税，这种恶意抗税的行为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清朝政府为了严厉打击乡绅抗税的行为，便有了之后的“江南奏销案”，一场因为征税而引发的惨剧。
江南奏销案也被当时的清政府称为“辛丑江南奏销案”、“顺治十七年江南抗粮案”、“江南抗粮不纳案”等，“奏销案”只是时人与后人对于这一案件的隐晦称呼。由于江南一带是历朝历代的赋税种地，江南乡绅也被列为朝廷首要打击对象，江南地区也的确受到了针对，因此也被称为“江南奏销案”。
江南地区乡绅欠税的情况原本就十分严重，当地豪强凭借着昔日权势进行贿赂、制造假账、拖欠钱粮等行为，导致江南地区处于亏欠状态，清军入关后，这样的不良局面并没有得到缓解。清朝初期，战争不断，生产力的恢复还需要时间，军饷也随之告急，全国的财政需要重新整顿，江南地区作为财赋重地更是重点关注对象。清政府为了压制乡绅特权，打压当地达官士绅，便以追逼钱粮为由，制造了奏销案。
顺治帝发布长篇谕旨，下令户部采取有效措施，力求追回历年拖欠的数目。然而江南一带的士绅实例盘根错节并且根深蒂固，仅凭一道谕旨想彻底清除这些势力是远远不够的。康熙登基后，为了清除这种积弊，下达了更为严厉的谕旨，自此才真正在江南地区掀起腥风血雨。
江宁巡抚朱国治对于士绅的追查十分严酷，凡是欠粮者，不管钱多钱少，官大管小，一律受到处罚。在高压政策下，有人因为只欠了一厘而被降级，有人因为只钱了七丝而遭到了罢免，秀才、举人、进士，但凡欠了粮，都会被革去功名出身。哪些没能力缴纳钱粮的人，会遭到官府的催逼勒索，处境十分艰难。探花出身的翰林院编修叶方蔼因为欠一钱，被降至二级，因而民间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戏说。其中也有不少人被逮捕，被捕者都送到刑部议处。
朝廷还将办理欠税与官员的任免考核相联系，任务如期完成者，能够加官进爵，未能完成者，则面临严峻的处罚。在这样的步步紧逼下，各地官员不得不加大清查力度，更加大胆地催征。
奏销案起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愈演愈烈之下未完成钱粮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与溧阳一县的官绅全都受到了波及，吴伟业、徐乾学、汪琬等江南乡绅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都包含在内，前后累积黜降1.3万余人，涉案人员之多、地域之广、惩治力度之大，可谓是恒古未有的，江南缙绅豪强也在此案中受到沉重打击。
奏销案本质上就是清朝政府对于江南缙绅豪强的一场讨债事件，清理了在赋税方面存在的积弊，巩固了基本财政支持，也杀鸡儆猴，维护了自己在江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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