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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朝以来，帝国的主战场就变成幽燕板块，这是大前提。明朝的主要敌人就在北京，为了对付蒙古，必须要在北京驻扎一支大军，且赋予大军必要的权力。可在远离都城的、民风强悍的地方驻扎一支大军，本就是一个隐患。幽州有钱有粮，又向来有造反的传统，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弱，很难保证几代之内不出安史之乱，即便主帅不想，大头兵也未必善罢甘休，从龙之功谁都想要。王朝初期，中央军一定强于边军，但承平年代，边军腐化的速度会低于中央军，战事不得不依靠边军。几代之内，难保北京边军不反。
朱棣迁移都城北平，是让天子成为天下最大的节度使，让边军同时也成为中央军，形成强大的武力震慑。至于让太子到北京，这是兵行险招。让未来的储君和最有实力的军头捆绑在一起，这给了不法之人巨大的觊觎之心，也让皇帝和太子、太子和其他皇子之间互相猜忌。基于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让皇太子牢牢地置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毕竟，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标的关系不是常态。明朝如果一直定都南京，按照大家设想，大概率靖难之役会来的更早更猛烈甚至更频繁。
大背景上，大部分北方汉人自靖康之后不处于汉人中央政权统治已经超过200年，而其中处于游牧农耕分界线上战斗力最强的燕云汉人更是脱离汉人中央政权超过400年。他们跟随着辽、金、蒙古人南征北战数百年，对于南方汉人政权本就缺乏认同，一旦南方有变或者显露衰败迹象极容易伴随野心家一声高呼，群起响应大举南下以求荣华富贵，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毕竟几百年来北方汉人都习惯了。
明朝实际上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大金朝，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军事组织制度非常类似，都是千户百户靠国家分地的这种模式，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两者的政治形式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种军事政治体制下，明朝实际上是在给金朝打补丁，建都北京实际上就是打的一个很重要的补丁。
除此之外还有重视辽东和河西走廊以及长城的重要性。两个王朝死的原因也类似，都是因为不会搞种族关系，金朝搞减丁，明朝搞犁庭，然后想办法挑动其他民族内部的仇杀。在这种养蛊的方式下，终于养出了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小部落。一不留神，小部落就滚雪球一样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小部落一战就打出威名，废了两朝的主力，前有野狐岭，后有萨尔浒。废了两朝的主力之后，就是大肆劫掠中原地区，让北京成为一座孤城。
说到这里，明朝最终确立两京制的思路已经很明显了，这是明朝统治者反复权衡风险和收益的结果。把京城设立在北京，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建立起对北方游牧民族(万历后提防的对象变成了渔猎民族)的军事优势，并能确保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捏在朝廷即皇帝手里，而不会演变成尾大不掉的军事集团。
试想，假设首都在南京，想维持常备武装防守那么长的边境线并且让中央牢牢将其控制在手中几乎不可能;一旦发生大的军事冲突，那么皇帝很难下定决心不惜千里率领大军亲征，如果派遣代理人(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官)，如何能保证这支大军不会调转不灵，甚至将矛头转向自己?太祖成祖可以做到，可之后的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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