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杞，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范阳卢氏，是个世家子弟，卢杞祖父卢怀慎是开元初期名相，为人谨慎持重，做姚崇副相，二人配合默契，重大事情上，卢怀慎从不发言，以致于落得个“伴食宰相”的绰号。其实就是让姚崇的才干有一个充分施展空间，自己做好善后即可，对比宋明诸相党争以至大乱，这种模式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是相当不错的。
父亲卢奕为玄宗时期的东都御史中丞知武部选事。安史之乱中，叛军攻打东都洛阳，官吏大多逃散，玄宗派遣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大将，临时在东京招募了一些士兵东出潼关，欲守洛阳，因抵敌不住，退至陕郡。李憕临危不惧，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询在叛军未到之前，组织、军民加固城郭，安抚士卒，准备坚守抗敌。无奈兵微将寡，城池破陷。河南尹达奚珣投敌叛变，而李憕和卢奕誓死不降。土卒们遇敌四处逃散，只剩下他一人镇定自若地坐在留守府衙。卢奕事先让家人妻小带着官印悄悄去了长安，他自己穿戴整齐，坐在御史台中。安禄山入城后，将李憕、卢奕和采访判官蒋消三人杀害。
卢杞有口才，但十分丑陋，脸如鬼，呈蓝色。居常衣食寒碜不以为耻，人们不知其矫情，都说他有乃祖卢怀慎遗风。后出任虢州刺史。曾上奏称虢州有官猪三千头，人民负担不起而成患，德宗说：“把它们迁到沙苑去。”
卢杞说：“沙苑地在同州，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为不如宰杀吃掉为好。”皇帝嘉奖道“：身为虢州刺史还考虑到别的州，是宰相之才啊。”于是诏令将猪赐给贫民。皇帝也就有意要委以重任了。不久，召卢杞为御史中丞，凡有论奏，无不合皇帝的心意。过了年升为大夫，不到十天，又提拔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杞得志以后，阴险狠毒的一面渐渐表露出来，忌妒有贤德的人，猜疑有才能的人，稍稍冒犯了他，不将人置之死地不罢休。他想树立威势，乃胁迫众人以示自己的权威。
那么卢杞为何不对郭子仪及其家属动手呢?在小生看来有三点原因：
1、时间对不上，卢杞是这一年的二月坐上的宰相之位，而郭子仪在这一年的六月去世，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卢杞刚当上宰相，权力并不稳固，因此他的敌人还只是那些在官场上和他作对的、阻碍他的官员，郭子仪两年前就退休了，明显不属于这一类人。
2、郭子仪对代宗和德宗的支持，安史之乱中，代宗李豫和德宗李适先后任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和两代皇帝配合默契，佐时为广平郡王的李豫收两京河南，佐时为太子李适再复长安驱逐吐蕃平定叛乱。功则归君，过则己责。郭子仪和两代皇帝亦师亦友，感情深厚。同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微，皇帝对重臣大将日渐猜忌，导致如李光弼畏惧不朝，仆固怀恩叛乱，郭子仪的存在，给了那些如履薄冰的勋臣以希望。朝廷对于他们还是倚重和信任的，郭子仪的象征意义，也保证了他和家族不被迫害。有利于唐朝的国势维稳。
3、郭子仪灵敏的政治嗅觉，使得他在权臣、宠宦、和强藩之间游刃有余，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对比张九龄和颜真卿的刚直口诤，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善恶终有报，卢杞的狡诈阴毒，即使国事受挫、国主受辱，他依然恣肆妄为。后来虽遭贬斥，但皇帝仍时刻念叨他。到兴元元年(784年)下赦令，不久升他为吉州长史。卢杞说：“皇上定会再用我。贞元元年(785)，诏令任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该替皇帝起草诏书，不肯写这一诏书，对宰相说“：卢杞违背天理，使皇上流离失所，已万幸赦他不死，如今再把一个大州交给他，大失天下之所望。”宰相不高兴了，就召别的舍人起草，袁高坚持，此诏书不得下发，这时，谏臣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人共同议论，都说卢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弃，现在再起用他，会使忠臣寒心，良士痛骨，且一定会再启祸端。他们的话极为恳切中肯。皇帝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可以吗?”宰相李勉说“：陛下要给他大州也没什么难的，但怎样平息四方的责难呢?”于是诏令为澧州别驾。
后来，唐德宗对临危受命回朝辅政的李泌说：“袁高他们议论了卢杞的事，我已同意他们了。”李泌叩头庆贺说：“前些日子，外面议论陛下有如汉朝的桓帝、灵帝，今日才知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国主啊。”皇帝听了很高兴。卢杞最后死在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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