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于谦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

　　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趁着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悍然发动政变，他们把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拥立上位。在十七日凌晨 ，明英宗登上龙椅，接见百官，由此复辟成功，史称“南宫复辟”。明英宗改元天顺。是为天顺元年。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明英宗下令把于谦，王文下狱。

　　此后徐有贞，石亨等人指使言官上书弹劾王文和于谦，罪名是于谦和王文意图拥立外藩的襄王世子作为景泰帝的继承人。于是把他们带上朝廷审讯，王文抗议说带藩王入京需要金牌信符，派人迎接需要马牌，这些在兵部和内府都可以查验。但是于谦却说石亨等人想我们死，再争辩有什么用呢?审议的结果是以“意欲”定罪于谦和王文，最后把两人斩杀。

　　很多人都有疑惑的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成功的保卫了大明江山，避免了明朝可能会南迁的悲剧，可是为什么于谦要被明英宗杀害呢?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是正名，这其实是政治上的正常行为，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皇帝的明英宗，在他看来是需要为自己复辟正名的，由此向天下人声称自己的合法性，稳固自己的统治。由此必须证明景泰帝的登基是不合法的，是有罪的。那么是谁把景泰帝一手推向了皇位呢?在明英宗看来是于谦，但是于谦是景泰帝登基的主谋吗?

　　其实最初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时，明朝人心惶惶，当时的徐有贞提议南迁，反对者除了于谦，还有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的强力反对。胡濙说文皇(朱棣)把陵墓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迁都之志。随后才是于谦的大力反对，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支持于谦的决定。王直，胡濙，陈循按照权位是要高于兵部侍郎的于谦。可以说是他们的支持，于谦的决定才顺利推行，这个决定也收到了内宫的孙太后的首肯，以及太监兴安，金英的赞同。这次决议之后，朱祁钰被孙太后任命总理百官，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主理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也先带着明英宗北逃，同时也先还不断派人到明朝传言，他声称要送明英宗回北京，暗中以此威胁和进犯明朝。此时明朝皇帝之位空缺，于是立皇帝成为了明朝的首要事情。

　　我们先看三本史书对于景泰帝登基的记载。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在1449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孙太后下旨，遣太监金英传旨朝廷，说：“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随后才是文武大臣商议认为应该早立长君，于是上书请求郕王朱祁钰继皇帝位。在群臣的推举下朱祁钰继承大统，成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按照《明通鉴》的记载，则是大臣和孙太后商议要求立长君，因为皇太子朱见深年幼，郕王朱祁钰年长，他们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于是太后下旨，群臣请朱祁钰登基称帝，朱祁钰躲在郕王府不肯出来，再三辞让，于谦说了一句话，他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但是最后是都指挥岳谦从瓦剌返回，他声称有密旨，太上皇让朱祁钰继位，朱祁钰才肯继承皇位。

　　《明史 于谦传》记载与《明通鉴》类似，只是少了岳谦传达旨意这件事。

　　初，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

　　我们可以通过《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明史 于谦传》的记载可以看到，于谦在景泰帝的拥立过程中，并不是主谋，但于谦是主力，于谦有支持过景泰帝。而当时的重臣比如内阁大学士高谷 ，尚书胡濙 ，尚书王直等人肯定是大力支持拥立景泰帝的，史书所记载“大臣”二字可以推测是包含这三人在内，这三人在明英宗复辟之后，基本上都退休致仕了。因为这几个人和于谦一起拥戴了景泰帝朱祁钰。

唯一证明于谦是景泰帝的忠实拥护者的一件事，发生在迎回明英宗的事情上，他喊出“天位已定”，但是在实际上这又是当时所有重臣的看法。

　　明朝和瓦剌商议议和之后，首先就要退回明英宗，按照《明通鉴》的记载，景泰帝把迎回明英宗的事情下达礼部商议，在礼部还在商议结果的时候，吏部尚书王直就已经率领群臣向景泰帝提议，他说到:

　　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

　　王直作为第一个上言的人，就已经讲到皇位已经是景泰帝所有的话，此后礼部尚书胡濙商议决定之后，又是“胡濙等复以为言”。最后是景泰帝在文华殿门召见大臣商议这件事。

　　景泰帝当时还做了一番表演，景泰帝不高兴说道：“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当时于谦也对景泰帝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最后景泰帝听到了于谦的话才说了：“从汝，从汝。”其实景泰帝在得到于谦的保证之后，才会同意迎回明英宗。

　　可以说出“天位已定”也不止于谦一人，可以说在当时是明朝朝廷大臣的共识，在明朝派往瓦剌的使者杨善和也先有过对话。杨善对也先说过“天位已定”。《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也先问：“上皇还，更临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

　　据上诉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于谦既不是拥戴景泰帝的登基的主要推手，也不是景泰帝“天位已定”的主要支持者。那么于谦为什么被杀呢?

　　我们都知道于谦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样正直的人对于其他的圆滑的官员来说如鲠在喉，因为在于谦的对比下，这些丑态毕露。在景泰帝时期，于谦受到景泰帝的重用，他本人正直和坚守操守。于是引来了大批的仇视者。《明史 于谦传》记载:

　　(景泰帝)用一人，必密访谦。谦具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

　　我们可以看到官场的黑暗，他们容不得一个好人和正直的官员，很多人都仇视于谦。这里面就有徐有贞和石亨。

　　徐有贞本人也是一个文武全才，他因为主张南迁，而被于谦排斥，最后改名有贞才得以获用。石亨在北京保卫战立下大功，他觉得自己都获得了爵位，而于谦没有，于是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是被于谦严辞拒绝，搞的石亨十分难堪，由此石亨也很怨恨于谦，都督张軏因为征苗失律，被于谦弹劾，宦官曹吉祥同样看怨恨于谦。

　　小人就是这样，他们的道德有问题，就希望所有人的道德都有问题，他们见不得别人比他们好，最好是比他们坏。像于谦这样的人肯定是被他们痛恨的对象。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张軏这四人就是夺门之变的功臣，其中的徐有贞就是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之后，成为明英宗的心腹手下。在明英宗需要为自己正名的时候，徐有贞，石亨等人贡献了于谦和王文，其中于谦是最好的人选，他不是王直那些从明仁宗时期留下的老臣，他也没有自己的党羽和势力，最重要的是他得罪了百官，所以于谦在明英宗看来于谦就是最好的正名牺牲品。于是明英宗就杀死了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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