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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朋党之争可以说是十分常见的。如宋代的新旧两党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争以及唐代的“牛李党争”等等，实际上都属于朋党之争的范畴。作为古代文官体系的产物，朋党之争对于一个王朝的历史走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的“牛李党争”便是如此。以至于在“牛李党争”持续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唐朝迅速走向了衰弱。
根据《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朋党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古代的朋党其意义并不等同于近现代意义的“党”因为，其并不具备稳定的结构与核心，而其产生则源自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可见，我们今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很难以今人的视角丈量历史。而当我们回顾这场一千年前的宫廷争斗时，便能发现，这中间实际还有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需要深挖。
史载，“牛李党争”起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制策案。当时，以举人入仕的牛僧孺等人，借新科言事抨击宰相李吉甫的时政，招致宰相李吉甫的反击，自此拉开了长达四十年时间的朋党之争。这中间，制策案结束后不久，李吉甫便被逐出朝堂，以至于最终死于外任。而在此后的岁月里，李德裕则接过了李吉甫的衣钵，同“牛党”一方展开了一系列争斗。
历史上的“牛李党争”肇始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而其结束则是在唐宣宗大中年间。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唐朝朝政始终处于一个左右摇摆的状态，而这一摇摆便是近四十年的时间。期间，共历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以及宣宗六朝，直到唐宣宗登基后，罢黜李德裕，才为这场持续近四十年时间的党争画上句号。那么，唐朝的“牛李党争”，为何持续近四十年之久?
首先，唐朝的“牛李党争”所以能够持续四十年的时间，主要还是在于“牛李党争”的波及范围。唐朝的“牛李党争”，看名字只是李德裕同牛僧孺之间的争斗，但当时唐朝绝大多数官员，近乎全被被卷入了其中。这是因为，“牛党”与“李党”之间，不只是个人恩怨与朝政之间的争斗，其同时也属于门第出身之争。这中间，牛僧孺所代表的是科举入仕的一方，反之，李德裕所代表的则是官宦门第。这样的情况下，便使得当时唐朝近乎所有的朝臣都卷入了这场争斗。
在“牛李党争”持续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位高权重的大臣，往往需要选边站队，而一些小官则属于夹缝生存，如晚唐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下也屡遭排挤。可见，这场发生于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之所以能持续近四十年的时间，还是在于其波及范围之广。因为，不同于臣子之间的个人博弈，两个集团之间的博弈通常都会以长期化的形式存续，哪怕是牛僧孺、李德裕这样的带头人离开朝堂，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却依然存在，并且博弈的内容还存在于方方面面，这也就使得“牛党”与“李党”之间的争斗得以迁延近四十年的时间。
同时，因为“牛李党争”近乎波及了所有朝臣的原因，使得皇帝以及宰相也无力解决朋党问题。这是因为，朋党本身起源个人关系网络，以至于朋党的内部盘根错节。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便无法将朋党连根拔起，这也是唐文宗为何感叹“去朝中朋党难”的重要原因。可见，皇帝无法有效解决并控制朋党争斗的问题，更是使“牛李党争”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并且，这期间的唐朝皇帝，对于“牛党”与“李党”也夹杂着一定的个人好恶。如唐文宗先是重用“牛党”后又对其生厌，唐武宗极力推举“李党”等等，而这样的好恶对“牛李党争”的迁延，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历史上持续近四十载的“牛李党争”，使得唐朝的国力近一步衰败。如果将其同藩镇、宦官等顽疾相比的话，那么其危害也显而易见。以至于，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唐朝的诸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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