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互有攻伐，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建立魏国，到280年西晋灭吴，三国足足鼎立了60年之久。三国之一的曹魏占据了中国包括传统核心统治区——中原地区在内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人口和土地都远超蜀汉和东吴，然而却始终不能攻灭两国、统一天下。究其原因，除了蜀汉和东吴结盟一直抗魏之外，也离不开两国各自依托有利地形构建的国家防御战略体系。关于蜀汉和东吴各自的防御体系，蜀汉大臣邓芝在劝说孙权吴蜀结盟的时候说的话，基本上一语中的：“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

　　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陈寿《三国志》)拥有重险之固的蜀汉，依据周边不同的政治格局，灵活地选择防守策略，依托有利地形，从北、东、南三面打造了一整套稳固的边境防线作为三国中最弱小的蜀汉，仅凭益州一州之地却能在三国中存活50多年，抛开人为因素，更多的还是得益于四川盆地周边多山的有利地形，“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嘛。除了重山险阻的有利地形，蜀汉统治者也没有放弃积极的防守策略。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武侯治蜀东屯白帝以备吴，南屯夜郎以备蛮，北屯汉中以备魏。

　　” 蜀汉根据周边所面对得不同的政治格局，以白帝城、夜郎、汉中为战略支撑点，从东、南、北三面建立了不同的防守体系。1、东面防线东部防线当然主要是防御东吴的，虽说吴蜀两国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盟友关系并存的，但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后，东吴又联合曹魏袭取荆州、斩杀蜀汉大将关羽可见一斑。刘备为报关羽之仇起兵攻吴，在经历夷陵之战的惨败后便退保白帝城。为了防备东吴的进一步军事报复行动，刘备设置了永安都督一职，由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托孤大臣李严来担任，由此可见蜀汉君臣对于永安一地的重视。

　　永安城(今重庆奉节县的夔州城)位于白帝城附近，此城面朝长江，背依峻岭，依山而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更兼紧邻孙吴边境，是扼守蜀汉的东大门。刘备在此设置永安都督并以托孤大臣李严担此要职，就是看中了此地险要的地势。作为防御东吴的一个重要据点，一旦东吴有军事行动，蜀汉就会迅速增兵永安，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永安仅仅还只是蜀汉东部防线的外层。内层防线则以战略要地江州(今重庆主城)为中心。位于成都平原以东，地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江州，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重庆)府会川蜀之众水，控瞿唐之上游，临驭蛮夔，地形险要。春秋时巴人据此,常与强楚争衡。秦得其地,而谋楚之道愈多矣。......从来由江道伐蜀者，未尝不急图江州,江州咽喉重地也。”(《读史方舆纪要》)为防止东吴溯长江而上而伐蜀，作为战略要冲的江州自然是蜀汉防守的重点。而且作为内层防线的支撑，一旦外层防线的永安失守还可以作为第二道防线为蜀汉赢得反应时间。

　　2、南面防线蜀汉南面防线的功能主要是防御南方蛮夷的叛乱，其作为前进基地和开拓据点的意义大于防守的意义，因为南方的蛮夷部落在诸葛亮南征时实行的既战又抚政策下已经老实多了。经济落后、实力微弱又一盘散沙的南蛮部落已经对于蜀汉构不成实质威胁了。蜀汉在南方的防守策略是：一方面，控制南中地区，设“庲(lái)降都督”一职，在出入南中要道上设立防御据点，防止蛮夷的叛乱;同时采取安抚蛮夷的策略。所谓南中地区，是指蜀汉牂牁(zāng kē)郡、朱提郡、越巂(xī)郡以南的地区。如果蜀汉控制了南中，既可以为蜀汉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以集中兵力对付曹魏，又可以利用当地富饶的物产补充军需，一举二得。据《三国志·李恢传 》记载，李恢在成功镇压南中叛乱后，南中地区“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3、北面防线蜀汉的北方面对得是最强大的敌人——曹魏，针对敌强我弱的政治形势，依据四川盆地北部山水相间的复杂地势，蜀汉在依托有利地势构建数重防线的同时，制定了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

　　虽然敌强我弱，但是蜀汉依然是伐魏不绝，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到姜维的十一次北伐，终蜀汉之世，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对曹魏的征伐。与其说这是对“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梦想的执著，倒不如说这是蜀汉统治者以攻代守、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的努力。另外，蜀汉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说打就打，说退就退，主要得益于四川北部山区险峻的地理环境，和蜀汉以此为依托构筑的数重防线。从北往南，蜀汉主要构筑了大约五道防线。第一道：以汉中为中心，北面以秦岭南麓为屏障，缘山修建了若干防御据点，如汉城、乐城、阳平关、白马塞等;第二道：以剑阁、马鸣阁等山道险隘和白水、西汉水为依托，建立汉中以南的第二道防线;第三道：以涪县为支撑据点，建立第三道防线。涪县在成都平原最北端，依涪水而建，北达汉中，南抵江州，是从东、北两个方向进入成都的的必经之路，地位位置相当重要;

　　第四道：以绵竹为支撑据点，建立第四道防线。绵竹依绵水、鹿头关而建，自北而来必经此地，是保卫成都的军事重镇;第五道：以雒城为中心建立最后一道防线。修建于雒水南岸的雒城，是保卫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雒水的天然阻隔，雒城具有较高的防御力。 长江天险是东吴构建防御体系的最大依仗作为连接内陆和沿海地区的一条水路交通要道，长江在中国古代一直扮演着天然防御屏障的重要作用。无数英雄折戟长江边：赤壁之战的曹操、淝水之战的苻坚、金主完颜亮等，对这条宽阔的水道无不是望水兴叹。而东吴穷几代人努力、花费数十年之功构建的长江防线，更是东吴政权哪怕经济、军事实力都落后于曹魏而依然存续数十年的最大依仗。从东吴的全盛疆域来看，处于东吴北部国境线上的长江从上游的西陵一直到入海口，绵延数千里，在这么长的距离上想沿江处处设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长江防线看似很长，但紧要之处则不过数个，只要将这几个战略要地守好，则可保整条防线无虞。

　　正如东吴谋臣所言：“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三国志》)那么东吴打造的长江防线的战略支撑点有哪些呢?主要有三个：建业(今南京)、夏口(今武昌)、江陵(今荆州)。1、以首都建业为中心的东线防区东吴的首都建业，也就是如今的南京，乃是虎踞龙盘的形胜之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孙权迁都建业城，一方面是考虑到建业自古便是有王者都邑之气的名城，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此地的长江靠近出海口，江面宽阔，水势浩大，且港汊众多，有利于水师大军的驻扎和调动。同时更加宽阔的江面也是阻敌的最佳屏障。对此，孙权曾说过：“秣陵(也就是建业)有小江百余里，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为构建长江防御体系的东线防区，东吴一方面在迁都建业时兴建了石头城，建造了濡须坞;另一方面在沿江各重要据点均设置了军镇督。石头城是建业最重要的一个陆地防御据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后汉建安十七年吴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头城，用贮军粮器械。诸葛武侯使建业，谓大帝曰：‘钟山虎盘，石头虎踞，即此也。’

　　”为了加强东线防御，孙吴还在濡须水和长江的交汇处打造了一个重要的防守堡坞——濡须坞。濡须坞既是孙吴进攻曹魏战略要地——合肥的军事前沿据点，又是防备曹魏水军南下的一道重要防御屏障。《资治通鉴》曾经指出：“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定，孙吴在沿江的重要据点都设置了军镇督。军镇督平时负责据点士兵的日常训练、防守以及军事设施的修筑，战时则可以单独率军出击，或协同附近其他军镇督作战。2、以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夏口为中心的中线防区“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资治通鉴》)作为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城市，武昌一开始也是东吴的首都。因为武昌位于长江防线的中部，一旦爆发战争，上可以支援西线防区的西陵，下则可以回防下游的建业，同时还可以溯汉水北上，威胁曹魏的荆州襄阳地区。关于夏口的重要性，《元和郡县志》是这样描述的：“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东关，敌之心喉，若以陆军向皖，引权下，为水军相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矣。”

　　作为心喉要地，东吴对于夏口当然是倍加重视，常派大将镇守。如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吴派大将周瑜抵御曹操的进攻，“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三国志》)。正是在这里，周瑜指挥了赤壁之战，打破了曹操渡江灭吴的计划。3、以江陵为中心的西线防区“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三国志》)，荆楚也就是江陵地区，地处长江中游，是多条水陆干线的交汇点，是战争中的“锁钥”之地。占据了江陵，进可以窥视巴蜀、宛洛，退则保江而治。因此，吴国从蜀汉手里夺取江陵后，对此地的防守力量便立即进行了加强。另外，作为长江三峡东端的西陵，地处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处，也是孙吴西线防区的一个战略防守要地。对于此地，东吴大将陆逊曾说过：“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

　　由此可见，西陵不仅仅是孙吴西部边境的门户，还关系到周边地区的稳定。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孙吴的长江防御体系并非只是孤立的几个防守据点。为了加强各防区各据点的联系，孙吴还曾组建了一只长江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往来巡视，哪里有敌情就去哪里支援。除此之外，东吴还在沿江设置了烽火台，一旦某地有敌情，其他地区通过烽火传递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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