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王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王安石值得我们尊敬、崇敬，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都是一位人品、能力俱佳的完美政治人物;至于他的变法为什么失败，原因很现实：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唯一支持他的宋神宗却又有心无力、英年早逝。

　　王安石：封建时代的完美人臣

　　与一些杰出政治家幼年贫苦、通过努力出人头地的“励志”经历不同，王安石自小家境优渥，其父亲历任韶州和江宁府的通判。在北宋时，通判是州郡的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并且还有督查、审核官员的职责。生在这样的地方大员之家，王安石称得上是个官二代。

　　但与当今某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学无术不同，王安石自小就比较上进，而且天生极度聪明，据说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年仅24岁时，他就考中了进士，据说本来位列第一，但由于卷子中有个字眼犯了朝廷的忌讳，因此被降为第四。

　　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至于他的文采，在此不再赘述。在政务能力方面，他早年担任鄞县知县时，任期刚满，县里人就给他建立了生祠，其后以自己的能力步步高升;在人品方面，更被一些同僚视为楷模，他的夫人曾给他买了个妾，但得知这个女士是因为家里要赔偿官府而被丈夫卖掉后，王安石立马把她送回去;与其他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大夫不同，除了文学、政事外，王安石对个人荣辱富贵毫无兴趣，据说，有一次官差来他家送信，看到穿着朴素、毫无架子的王安石，竟以为他是府上的仆人;因此后来他被政敌羞辱“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也就是穿着像个叫花子一样，还敢沾污诗书这种高雅之物。

　　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位清高的出世者，他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的处境极为担忧，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上了一封万言书，主张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并未引起朝廷重视。

　　对这样一位完美士大夫，宋神宗还是太子时就对其极为仰慕，因此在即位后立即把他召进朝廷委以重任，并全权负责改革事宜。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削弱权贵利益，实现国强、民富

　　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北宋朝廷，并非夸张。为了应对契丹、西夏等异族政权，北宋的禁军增加到八十多万;为了负担浩大的军费，民间的税率已经高到怨声载道的地步，但这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朝廷不得不花光赵匡胤、赵光义时期的储蓄，史书称“百年之积，惟存空薄”。后来李元昊向北宋称臣，但代价是宋朝每年“赐”给他绢十万匹、白银十万两、茶叶四万斤，民间负担更为沉重。同时，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轻武，北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军队战斗力差到无以复加。

　　但北宋并不是没钱，但钱在哪呢?在士大夫、官员、地主手里。当初为了鼓励人们弃武从文，北宋统治者对文人阶层关照呵护备至，其中有一条，就是可以免交很多名目的赋税。

　　而王安石的变法，正是为了扭转北宋当时的弊端，无一不是要放既得利益阶层的血，举例说明：

　　经济改革的核心——青苗法，每年的青苗时期，农耕即将开展、百姓急需用钱时，由官府出面向放贷，收取利息二分;而之前这部分工作时民间的富商豪强的专利，他们收取的利息是五分。所以，青苗法既降低了百姓负担，又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唯独损害了权贵的利益;

　　募役法，允许百姓以交钱来抵消徭役(就是义务为官府干活);原本不用服徭役的官宦之家、寺庙等，也要按照旗下人口数量缴纳一定的费用，标准只是寻常百姓的一半。这一政策极大解放了基层老百姓，并且特权阶层也得按人头收税，能够杜绝贫民依附豪强、有效打击土地兼并，是标准的利国利民之举，但巧的是，又让权贵付出了一点代价;

　　市易法，有点像汉朝时的常平仓，即由官府设立交易所，维持物价稳定、避免大商富贾炒作物价，显然，这一政策又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在军事方面，推行保甲法以取代募兵法，削减臃肿的军人数量，转为追求质量，本质是要恢复初唐的府兵制，但这一制度的前提是要耕者有其田，再次触动大地主们的利益;

　　同时，王安石的变法主要内容还有鼓励各阶层养马，取消更戍法、给军队固定主将，恢复废除已久的武举，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废除诗赋增加政论，改革官制、去除冗官等等。

　　因此，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北宋的弊端进行彻底的整顿，对社会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说白了就是要割权贵、士大夫们的肉，来为朝廷输血、为百姓减负、提高军队战斗力;虽然利国利民，但却得罪了整个官场以及地主富商，理所当然遭到了当权者们的一致反对。而支持他的，也许只有宋神宗。

　　独木难支的宋神宗

　　宋神宗年仅20岁即位，他胸怀满腔抱负，不仅要收复燕云十六州，更想重振中原王朝的雄风、恢复汉唐威武，一雪祖宗们遭受的耻辱。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把之前曾上书请求改革的王安石召进朝廷、委以重任。

　　但此时的北宋可谓积重难返，特权阶层早已形成、土地兼并日益严峻，既得利益者们早已结成了一个足以影响北宋政权安定的特权阶层。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对文人的宽仁政策(比如“誓不杀大臣即言官”的家训)，北宋朝廷丝毫没有汉唐时令行禁止的作风，那些大小官员甚至以跟皇帝作对为荣，对于大小政策更是时常鸡蛋里挑骨头，专门以拆台为乐(有点像如今西方政府某些反对DANG)，更别说会危及到自身利益的变法。

　　因此，当王安石变法颁布的那一天起，来自各级官员的抨击、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甚至阳奉阴违、曲解乱来。而在军事方面，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轻武，北宋的军事人才极度缺乏，尸位素餐、混日子的将士不在少数，彻底改革谈何容易。

　　总之，看起来王安石变法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颇有一些相似，但两者面对的各项主客观条件相差悬殊，再加上当权阶层巨大阻力，更像是脱离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其失败也在必然之中。变法之后，北宋虽然也取得了“熙河开边”这样的成绩，但面对朝野无处不在的使绊子、下黑手，各项措施落实得并不如人意。公元1082的永乐之役，北宋战败，200多位军官战死，并损失了二十多万军人和民夫，宋神宗悲痛不已、当朝痛哭，三年后郁郁而终，年仅38岁。他死后，王安石变法也随之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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