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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元年八月初一，国本之争中战战兢兢、太子生涯中如履薄冰的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
然而，仅仅十日之后，明光宗朱常洛就一病不起。
匪夷所思的是，得了病的明光宗并没有像我们通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宣太医”，居然找了一个名叫崔文升的太监给自己诊治。
崔文升明显是个神经大条的“二把刀”，面对皇帝陛下的病，不仅没有小心谨慎地“望、闻、问、切”，反而直接开了大量大黄。
明光宗朱常洛服下崔文升开的“药”后，一日夜腹泻竟达三四十次，直接被搞成了病危。
泰昌元年八月底，明光宗朱常洛听闻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能治百病的“红丸”，便命内阁首辅方从哲引其入宫。
服食一粒“红丸”后，明光宗朱常洛感到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便于九月初又服食一粒“红丸”，结果当日晚明光宗朱常洛突然驾崩。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明光宗朱常洛驾崩后，内阁首辅方从哲居然在同其他几位内阁辅臣商议后拟遗旨赏了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对此，大多数朝臣除了指责方从哲、李可灼“弑君”之外，“严加审问李可灼”等该做的事却一件都没有做。
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个月后，方从哲上疏请辞抽身于“红丸案”的漩涡之外;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年后，李可灼才被判“遣戍”保住了一条命。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按理说，方从哲身为“红丸案”的见证者，虽不至于被“大刑伺候”，但也应该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前留在京师;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直接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纵使他是无心之失，也应被严加审问，最后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么，“红丸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切还得从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党争说起。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有意废长立幼，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万历十五年，东林党企图借助“丁亥京察”打压齐楚浙等党，贯穿整个明末历史的党争就此拉开帷幕。
当国本之争遇到党争，万历年间政治斗争的实质就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斗争。
斗争初期，三个势力尚能恪守底线、遵循规则，但是随着斗争的日趋激烈，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在“梃击案”发生后转变为毫无底线、混乱无序。
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疯癫之徒”突然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意图行刺朱常洛，因张差手持一截枣木梃，故此案在历史上被称为“梃击案”。
皇宫大内戒备森严、结构复杂，普通人即使侥幸能混进去，也很难准确找到慈庆宫，所以，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背后策划、实施“梃击案”。
无论这个势力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中的哪一个，“让‘疯癫之徒’张差手持枣木梃行刺皇太子朱常洛”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都意味着底线和规则被打破。
底线和规则被打破还意味着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
所以，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京察”中，齐楚浙等党大肆清洗朝中的东林党。
所以，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前，东林党各种上蹿下跳，逼得浙党内阁首辅方从哲不得不一再催促杨镐速战速决。
这种情况下，除非东林党等三个势力决出了获胜者或是它们均无力再斗，否则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只能愈加激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驾崩，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在为决战做准备。
郑贵妃想当皇太后、齐楚浙等党想阻止东林党在朝中再度崛起、东林党想成为政治斗争的唯一获胜者。
此时，任何人想要给决战按下“暂停键”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深知愈加激烈的政治斗争会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明光宗朱常洛却想按一按“暂停键”。
从继位到一病不起的十日内，明光宗朱常洛下诏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被东林党阻止)、选调数位东林党骨干入阁、继续任用浙党方从哲为内阁首辅。
明光宗朱常洛的本意是想缓和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但结果却是它们都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
这种情况下，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斗争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明光宗朱常洛身上。
如果此时明光宗朱常洛旗帜鲜明地支持三个势力中的一个或是放任三个势力决战，那么他还能活得久一点，但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社稷的考虑，明光宗朱常洛还是想努力缓和三个势力之间的矛盾。
结果，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这三个势力都将明光宗朱常洛当成了绊脚石，于是，两粒“红丸”要了明光宗朱常洛的命。
也就是说，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是“红丸案”中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的幕后真凶。
可悲的是，当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成了幕后真凶，“红丸案”就没有了幕后真凶，只能变成一个永远的迷案、沦为党争的工具。
这就是“红丸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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