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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件事很有趣，“剿灭诸吕”的行动中，陈平和周勃等人的行为，的确是有些“马后炮”的嫌疑了，可他们当吕后还在世时，却一直服从吕后的“旨意”，背后的意义耐人寻味。

　　在刘邦留下的大多数功臣里，都是“沛县”故人。

　　刘邦是一个念情的人，也是念旧的人，在和他一起创业的过程中，沛县的伙伴是最多的，即便后来还有沛县的故人“造反”，但刘邦依旧留下了大量的臣子，辅佐下一任皇帝刘盈。

　　在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不成后，刘邦在驾崩前留下遗诏，告诉刘盈，当年想要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件事其实是“假”的，真正想立的太子，仍旧是刘盈。

　　不知道刘盈看到了这份遗诏有何感想，但这份遗诏，其实是写给吕后看的，刘邦要做的，就是保住戚夫人母子。

　　刘盈登基，能辅佐他甚至震慑朝廷的，唯有吕后，所以刘邦因为这个原因，根本就不可能对吕后“下手”。

　　留下吕后摄政，这是朝廷当时公认的一件事情。

　　在英布叛乱之后，吕后趁机计杀了韩信、彭越两个重要的大将，这等同于翦除了刘邦的后手，所以能牵制吕后的人并不多了，在刘盈登基后，吕后立即控制了后宫以及朝政。

　　这便是“余威”，吕后完成这个过渡的，正是刘邦留下的余威。

　　假若说吕后是一开始就准备“篡夺”刘汉江山，那么宗室大臣必然是会群起攻之的，可是在一开始，大汉的皇帝仍旧是汉惠帝刘盈，吕后的亲子。

　　站在这个标准上，吕后做的事情，别人无法反对，而在刘如意被吕后除掉之后，刘盈已经被“架空”。

　　虽然刘盈在位时，听从了萧何的建议，任用曹参(沛县人)为相国，缔造了“萧规曹随”的美名，但在背后发力的，仍旧是吕后。

　　而且在刘盈对于戚夫人母子的态度上，母子二人出现矛盾，刘盈以吕后残杀戚夫人母子为耻，作为母亲的吕后心寒无比，于是开始了彻底的执政生涯。

　　当了皇帝七年，刘盈做的事情并没有吕后多，在刘盈驾崩后，给了吕后一个全面摄政的机会，这个过渡，正是用了七年的时间，建立了吕后强大的“政治形象”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宗室大臣们，明明看到了吕后有“异心”，但仍旧忍耐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吕后的势力确实太过根深蒂固，军政大权都在手中，二则是吕后的执政，为大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众人都以吕后为首，想要打造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汉惠帝之后，吕后先后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作为继任皇帝，他们分别就是汉前少帝以及汉后少帝，但他们在位期间，都只是傀儡，在道德大义上，吕后占据了至高无上的正统性，从任何方面来说，她都无懈可击。

　　随着吕后对“刘汉”皇室的失望加深，她开始扶持自家人，也就是将吕氏外戚集团扶起来。

　　而正是这个决定，让朝廷的大臣、宗室们看到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吕后的亲人们，并没有她那么强大的政治把控能力，迟早有一天，可以把他们消灭掉。

　　在吕后摄政时，恩威并施，让一众大臣对她很是恐惧，吕后的帝王心术更甚刘邦，刘邦为人多了一份潇洒，吕后则是多了算计。

　　可这一切，在她去世之后，都会成为“泡沫”。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在去世前，吕后叫来吕家的“第二代”传人、自己的两个侄子：吕禄和吕产，吕后吩咐他们，要将大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手中，以保证在自己去世后，能够绝对地保证吕家不会倒塌。

　　这份“遗嘱”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不反对吕家篡位造反。

　　而对于朝臣而言，吕后的一切命令都可以遵守，但这个却是不行。

　　原因就在于，当时在世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是“沛县”一系的，不论如何，刘邦和吕后都是沛县中人，可吕家不是，而且一旦吕家人登基为帝，那么大汉的正统将被“粉碎”，这不符合礼法的传承。

　　可即便是如此，在一开始，长安的权贵们，都没有对吕家人动手。

　　率先动吕家人的，乃是刘邦庶长子的两个儿子，刘章和刘襄。

　　刘章，是剿灭诸吕的首要宗室主力。

　　吕后去世后，朝廷的皇帝注定将要“回归”实权，而不是再次被架空。

　　可这份权力的回归，是建立在老臣们都“不在了”的基础上的，顾名思义，只要陈平和周勃等人还在，皇帝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控制。

　　所以在一开始，吕产和吕禄如此好对付的两个人，陈平周勃都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等待齐王刘襄起兵赶往长安平乱后，他们就迅速扫荡了诸吕。

　　诸吕势力其实是很脆弱的，在剿灭诸吕的过程中，吕产和吕禄错误百出，完全不像一个能够掌权的执政者。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是朝廷大臣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听从于吕后，表面上对吕家的妥协，极有可能是这些宗室大臣们留下的“后手”。

　　例如他们剿灭诸吕的根本原因：阻止刘襄以此为借口进京平乱，最终登基为帝。

　　他们想要的，是好“控制”的皇帝，在当时的朝廷中，有着萧规曹随的传统，同样的，这些大臣们也希望皇帝听话，根据他们的路线进行发展，而不是刘襄这种强势的皇帝：

　　于是便选择了代王刘恒，一个没有实权，没有很大存在感的皇帝。

　　这种“私心”，是好事是坏事很难说，在整个西汉，权臣们都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很喜欢控制皇帝，却并不会“篡位”。

　　不论是陈平还是周勃，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汉朝着想，可他们不是愚忠之人，不会将皇帝的命令视为神明，只为心中的信念而付出。

　　就是这种“思维”，让他们在吕后的执政下坚持了下来，而且他们和吕后的“合作”是极其有默契的，文景之治的根本，就是吕后以及这些大臣们共同创造的结果。

　　但他们也是“狠心”的，在剿灭诸吕之后，为了保证皇位的继承权被他们完美控制，他们将汉惠帝还在世的几个儿子全部以“非先帝亲嗣”的名义诛杀，这就等同于在杀害他们当年“老伙计”刘邦的后人。

　　这个行为也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一个巨大的污点。

　　他们的“公心”固然存在，可为了这份公心，也太过不择手段了。

　　当然，除了这个核心的原因外，在剿灭诸吕的过程中，看似出现了许多有实力的王侯，其实这一个认知，是基于吕家势力实在太弱的基础上的。

　　吕禄和吕产，就连吕后自己本人都不看好，吕后给他们的指示是，让他们兄弟二人不要出席她的“葬礼”，而是固守长安，保证权力不会被抢夺，这就意味着，吕禄和吕产两人并没有保护吕家的能力，更无法掌控权力。

　　吕家“谋反”一事败露，都还是吕家人自己透露出来的，刘章的妻子正是吕家之人，她在无意中的“透露”，让刘章知道了吕家人的计划。

　　可想而知，吕家人行为的“粗糙”，注定了他们的失败。而面对难度如此之小的对手，以往“顺从”的王公大臣们，必然是群起攻之。

　　总的来说，这既是一场大臣们的“阴谋”，也是朝廷自我调节的一种结果，但本质上还是吕家人漏洞百出，导致全盘皆输。而公心和私心挣扎的背后，是大汉数代人兴起的不断耕耘，他们的观望是错是对，只能留给后人评说，更是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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