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仅次于皇帝，统率百官有法律赋予的相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权甚至等同于君权。秦汉时期，宰相都叫丞相，是朝廷正式设置的官职。而到了唐宋以后，宰相的名称则五花八门，有着不同的叫法。
宋代是宰相名目最多的一个朝代，在北宋的前一百多年时间当中，宰相的设置多沿袭唐制，凡是挂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一律都叫宰相，而挂着“参知政事”头衔的则是副宰相。
不过，同中书门下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头衔，也不是乱加的，一般都加在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等官员身上。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原职品级不同，所以即便是有宰相、副宰相之实，在叫法上也有区别。
比如尚书左、右仆射的级别高，就叫“尚书左右仆射同平章事”，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级别略低，就叫“中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如果是一些资历较深且很有威望的官员，又要加上一些名誉头衔，比如太尉、太保、司空等一类的，以表示朝廷对他的尊崇。如果是一些资历浅但很受皇帝宠信的官员，那么就加上“同平章事”，以便参与朝政，这就和现在的常委相似。
北宋时期为了加强皇权，在宰相人数的设置上一般为3至5人。到了宋神宗时期，有一个历史上较大的事件叫“元丰改制”，改的主要是官制。
元丰改制后，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还兼门下侍郎为正宰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副宰相。比如司马光就曾担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度曾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有意思的是，北宋时期对宰相的权力分配并不合理。理论上来讲，正宰相的权力肯定要比副宰相大，可实际上副宰相身在中书省，执掌议政、取旨和出令，事权就比身在门下省的正宰相要大。
比方说宋神宗时期，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宰相蔡确，就要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正宰相王珪权力要大。如果从名分和排班来讲，王珪都要高于蔡确，可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做法，无非就是宋代皇帝为了使正、副宰相之间互相牵制，给正宰相更高的政治地位，给副宰相更多的事权，从而由皇帝独掌大权。
尽管北宋皇帝对宰相采取了制衡措施，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又在中书和门下两省设立了专职侍郎，他们和尚书左、右丞替代了原来的参知政事，成为了事实上的副宰相。
南宋高宗时期，中枢机构再次发生了变化，以尚书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与中书两个侍郎为参政政事，即副宰相，废除了尚书左右丞。这个时期，宰相的数量相对较少，权力比较集中。这也是因为形势所迫，当时金兵南下军务繁多，各种政务需要集中处理，不宜分权过散。
然而君权与相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相权集中势必侵蚀君权，高宗时期就出了不少的权相。比如汪伯颜、黄潜等。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秦桧，他掌权长达19年，不少官员在他手上都吃过苦头，抗金名将岳飞就是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
事实上，宋代的官职制度比较复杂，处处体现了皇帝集权的特征。宰相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除了以上几种以外，在很多宋代史料上还能看到诸如“平章军国重务”、“同平章军国事”等头衔，其实这也都是宰相的另一种称呼。
只不过这类称呼用的不多，比如北宋时期的文彦博，在官场摸爬滚打50余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皇帝，可谓四朝元老。为此哲宗任命他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如果了解两宋历史，就不难发现宋代的宰相权力普遍不大，因为宋代还有一个中枢机构叫枢密院，它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合称“二府”。
枢密院是最高的军事机关，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主要是掌控军权，同时也有分宰相之权的意图。枢密使和宰相经常有矛盾冲突，造成极大内耗，影响中央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所以，宋代中央机构办事效率低下，作风拖沓也是官职设置不合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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