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州之役发生在豹房势力，与文官相博弈的政治大背景之下，豹房之佞幸为了挟帝自恃，而怂恿明武宗巡幸北边，文官则以卫道夫自居，希望明武宗能够做一个尊道守制的好皇帝。
由于谷大用守居庸关，禁止在京文臣出关，以明武宗为代表的豹房势力，在应州之役中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应州之役，是第二朝廷豹房政治的体现。反观在京朝臣，既无法出关，更无从侍帝左右，只能以上奏章的形式向明武宗表达意见，以示尽忠尽职。
自明武宗出关起，文官之谏书通过司礼监太监运第，络绎不绝的送往明武宗之行在，这些奏疏往往不报或留中，如泥入大海，因此收效甚微。
对于一些奏章加以整理分析，可以发现文官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銮，谏辞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二，以国本未固，居首无人，人心未安为谏。
其三，以各种礼仪需皇帝躬亲完成而谏。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武宗在北边已经呆了三个月，转眼间已到正德十二年的十二月，按照惯例，皇帝应该亲往牲所看牲，以备来年的天地之祀。
于是大学士杨廷和等上言阐明敬天的重要性，然后认为明武宗是继祖宗列圣之统，理当尊祖宗列圣之制，回銮看牲，以心事天，以成敬天之礼，六科都给事中、御史袁宗儒亦以此为言，俱不报。此后，文官又多次上疏，希望以成礼之需谏明武宗回銮。
这三类为文关门谏明武宗回銮的主要说辞，除此之外，有以机务日重为谏者，有以边境苦寒危险为谏者，有以两宫太后之悬望为谏者，有以盗贼滋生为谏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文官上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回銮。
通过文官们的上奏，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官对于此一时期权力之运行，也有较大的关心，其一是对于权柄是否下移始终保持警惕。
明武宗出关巡幸北边，扈从人员为豹房中的边将和宦官，在明武宗出关之前，以陆完为代表的大臣，便上言对于明武宗出关之后，号令赏罚是否出于皇帝本意深表忧虑。
此一时期，只有重大事务才上奏皇帝，事小则由司礼监官随宜处理，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司礼监扮演着比内阁更为重要的角色，朝廷大权下移于司礼监，对于这种现状，是文官们不能容忍的，因此黄钟认为不论事之大小，俱要经皇帝预览，祥加裁出。
杨廷和等人所上之《请处决重囚疏》，更是让这份警惕之心暴露无遗，从这道奏疏中可以看到，处决重囚之事本已有旨谕，不出半日又传旨仍将重囚送各衙门监禁，驳回了内阁原拟之意见。
而从京师到北边明武宗之行在，半日之内，根本不可能接到明武宗的旨意，显然此旨谕不是出于明武宗本人，因此人才有了杨廷和等人，从何处得此旨意的质问。
那么旨意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可以在武宗回朝后，封应州功看出一些端倪，太监为司礼监之宦官，并没有随武宗北巡，他们或在京与内阁一同处理政事，或为了将重大事务报告给明武宗，而往返于京师与行在之间，旨意极有可能是出自他们之手。杨廷和此时虽服除供职不久，对于权柄之下移极为不满，并且要求按照内阁原票拟批出。
其二，是对于明武宗一应兵马钱粮等边警重事，不与朝臣商议表示不满。先是明武宗出关巡幸，未与朝臣商议，而微服出关，已经引起了文官的注意，到了北边之后，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之印信钧贴调兵遣将、支用粮草更是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
调兵支粮本是国家至重之事，按照惯例，应当由兵部上奏，内阁票拟，皇帝披红之后才能行之，但明武宗直接绕过了内阁，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之名，以皇权的绝对权威而行之，内阁完全被架空，梁储等人则以祖制相谏，请停止印信钧贴，兵马之调动、钱粮之支给仍尊旧制，此次谏言并没有改变朝臣，于兵马钱粮等边警之重事不与闻的处境。
其三，是表达希望随侍左右，从而预机务的意愿。天子巡狩、亲征，本当有文武官员侍从随行，关于这一点《明会典》有明确的记载，梁储因而上言希望从五府、六部等衙门各点一人侍从左右。
就人数来说，比之会典所规定之人数，已经少了许多，如果明武宗能够同意此意见，文官们能够朝夕侍从左右，对于皇权之肆意表达就能够稍加限制，于兵马钱粮等军国重事之处置也能知晓，朝臣也不至于有此迥态，然而明武宗却未同意这一建议。
梁储只好再上书，这一次，梁储再次缩减人数，仅在内阁梁储、蒋冕、毛纪三人之中，轮流一人赴行在，侍从左右，明武宗再次拒绝这一提议，以不报处之，朝臣欲出关不得，也只能发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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