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少读《宋史.王安石》本传，看到“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不禁摇头，王安石又是祢衡、杨修之辈，恃才放荡，刚愎自用。这种人最终聪明会被聪明误，没有好下场，当时便为王安石下了决断。
在王安石执政过程中，变法出问题了，看到“正大光明”的司马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觉得王安石这人真不识好歹，果然是自以为是之辈，人家好心劝他他倒不乐意了，反倒是司马光这朋友真好。
又看到新政中保甲法之类的导致“敛赋愈重”甚至有民截指自残以抗保甲，感到王安石不过一理论上的愤青，乱用新法，导致国家紊乱，体制不行，群臣公愤，百姓动荡，由此很讨厌他。再之后看到某些野史中写王安石三个月不洗脸，詈骂老妇人之类的，我甚至相信王安石真的会这么干!
这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惜得罪当时的一众正人君子，不惜以百姓的苦痛为代价，你看他不爱和平，要搞什么战备，搞战备结果又要增加百姓徭役，这不是很坏的人么?
后来读《两宋文集》时，读到王安石为纪念欧阳修写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其中悲恸之情，溢于文辞之外，感觉比苏轼的悼文真情实感得多。林云铭评价说：“(这篇文章)而一气浑然，渐近自然，又驾大苏而上之矣。”吴德旋评价：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
然后又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北宋风气，刑不上大夫，虽然开国皇帝和另一个的独夫都直接或间接杀过士大夫，但毕竟对文人还是很尊重的。这就造成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局面，那些士大夫们仿佛人生的意义就是互怼，称得上现在键盘侠的祖宗。
于是发生了乌台诗案。当时王安石完全可以对曾经反对过他的苏东坡落井下石， 但当时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宋神宗很怜惜苏轼之才，本不愿对诗案进行深究。当多方的营救之声不时传来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心，特别是极为器重的王安石的话，他更无不听之理。于是他最后下决心了结此案：贬苏轼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把他当作政治犯发配到地方上去，同时还要接受当地官吏的监督。
事实上，王安石的心胸可以在失意时容纳政敌。
到这时，我已经有点怀疑王安石是不是那个无情无义一心只管做自己的事哪怕碾死一堆老百姓也不理不睬的人?如果是，贪污榜上他无名，奸臣榜上他无名，害人榜上他无名，他又不可能造反，而且位居宋朝的宰相，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直变法图的是啥?他的抱负是什么?
其实在王安石之前，有一个人已经解答过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王安石与范仲淹心怀的是天下!他们关心天下苍生，关心天下正气。
可惜跟他同代那批所谓的正人君子，心怀的是利益。
颜习斋《宋史评》：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继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
可以为证。到此我才知道《宋史》的荒谬。
事实上，王安石的变法很多成功了，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农业上，虽然也有不成功的，比如青苗法。但最最搞笑的是，韩琦把王安石的七条功绩作为罪状弹劾，因此才使得王安石的很多功绩得以流传下来，不被那些正人君子们销毁篡改。
其中包括：抬高丽朝贡，取吐蕃之地建熙河，筑河北城池，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等。
然而，胸怀天下的王安石，得罪当时的权贵利益太多，那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诋毁一个王安石又有何稀奇?在那个地主阶级才有发言权的年代里。
王安石是真正为民为国的好官!可惜这好官却被污蔑得一无是处，到近来，才渐渐有声音承认他的贡献。实在很难想象，在他的后半生里，面对流言蜚语，他空怀满腔志气，活得有多痛苦。
王安石已经蒙尘了一千多年了，这不禁让我想到，权力才是政治的本色，诋毁是文人的志气，中华几千年来非奸臣误国，乃是书生误国。奸臣误一朝，书生愚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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