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清朝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秋天，雍正皇帝接到一份奏折，他看后眉头紧皱，然后径直去了南书房。
在南书房，雍正把手里的奏折递给了大学士鄂尔泰。鄂尔泰此时的地位等同于内阁首辅，他看完奏折，连忙站起来，只见他额头流汗，欲言又止。
坐在鄂尔泰旁边的张廷玉，挑了挑眉，他虽然没看到奏折的内容，但以他的精明，定然能猜到这份奏折，肯定和鄂尔泰有关。
事后，张廷玉所料果然没错，原来是有人弹劾步兵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鄂尔奇是鄂尔泰的亲弟弟，所以雍正才把奏折给鄂尔泰看。而鄂尔泰为了避嫌，竟然一句解释都没有。
鄂尔泰是雍正的心腹之臣，更是当朝“宰相”，有谁这么不给鄂尔泰面子，竟然弹劾他的弟弟?
这个弹劾鄂尔泰的人，也是个“硬茬”，他曾经和鄂尔泰齐名，深得雍正宠信，此人就是李卫，时任直隶总督。
事情发生后，雍正为了表示自己“不偏不倚”，派自己的十七弟、果亲王允礼亲自去调查鄂尔奇案，最终调查结果是：李卫弹劾鄂尔奇的罪证，完全属实。
接下来，雍正的处理方式比较微妙，《清史稿》云：
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
意思是，雍正公开奖励了李卫，但却私下赦免了鄂尔奇之罪，算是给了鄂尔泰一个面子。
事后，鄂尔泰并没有记恨李卫，反而很感激他，为什么呢?
因为，李卫拿到鄂尔奇的罪证后，有三种选择：第一，捅给言官，让大家都去“立功”;第二，私下写信给鄂尔泰，让鄂尔泰约束弟弟;第三，就是直接上奏给雍正，看雍正的意思。
如果选择第一种选择，那意味着这件事将会被彻底曝光，没有挽回的余地。如果选择第二种选择，那李卫不仅徇私，还有巴结鄂尔泰之嫌。最终，李卫选择的第三种选择，反而是对鄂尔泰有利的。所以，鄂尔泰感激李卫。
在雍正一朝，李卫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按常理出牌，不怕得罪人，但每次出手，都恰到好处。李卫死后，被谥“敏达”，其实非常有理。
历史上的李卫，在雍正朝如雷贯耳，他身在庙堂，兼顾江湖，被雍正宠信了13年之久，可乾隆对他却十分冷淡。本文，笔者来谈一谈清朝名臣李卫，希望从这位封疆大吏身上，读出不一样的历史。
一、英雄不论出身
自宋明以来，科举取士已经是朝廷非常成熟的制度，明朝后期更是有“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所以，每逢官场上两位同僚初次见面，必然先看彼此是哪一榜的进士，是几甲出身，然后再论资排辈。
这样一来，有一群人就非常尴尬，他们就是“捐赀”出身的官员。所谓“捐资”，早在汉朝就已经存在，意思是花钱买官。而本文的主人公李卫，就是“捐赀”出身。
《清史稿·李卫传》记载：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
李卫是江苏丰县(属徐州)人，其父是一位大商贾，父亲本想让李卫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无奈李卫天生不喜欢读书。康熙晚期，清朝吏治败坏，“捐官”盛行，李卫的父亲决定用金钱为儿子谋个前程，所以，29岁那年，李卫获得了“员外郎”的职位，当年底，李卫便补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实缺，到北京去上任了。
其实，清朝虽然流行捐官，但一般捐官是先“买”到一个身份，然后要“侯缺”，因为当时不一定有合适的职位，即使有职位也有很多人竞争。有的人，一等就是几年，有的甚至等到一辈子，也没有谋个“实缺”。李卫在捐官的当年就能到北京兵部去上任，笔者猜测，其家族估计没少上下打点。
商人大多八面玲珑，李卫受家庭影响，为人非常机灵，后来他到地方上为官，在盐、茶、钱、税等多方面大显身手，和家庭熏陶关系很大。
李卫在兵部待了两年的时间，因表现勤勉，为人机灵，康熙五十八年，李卫被调到户部任郎中。清朝员外郎是从五品，六部郎中是五品，李卫这是官升一级。
李卫在户部期间，主要管理银库，李卫自幼就见过很多钱，但在银库中，李卫却没有低调，因为他以五品的小吏的身份，促成了一件“大改革”。
在清朝，有个名词叫“赢余”，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抽成。比如说，有官员拿着正规的手续到银库里提银子，户部的这些人会截留一部分当作福利。
根据《小仓山房文集》记载，李卫在户部期间，有一位分管的亲王要求每支出钱粮一千两，就必须加收“赢余”十两，这就相当于百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例如，朝廷拨给某位督抚十万两赈灾银子，经户部的手出去以后，就只剩九万九千两了，如果中间再经过其他人转手，最终能到老百姓手中的银两，就会大打折扣。
但定规矩的人是亲王，很多封疆大吏也不敢轻易得罪，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李卫初来户部，觉得这很不合理，遂劝这位亲王停收“赢余”。亲王哪能听他的，李卫便在众人前来取银子的时候，在最外面一排柜子上贴上“某王赢余”四个大字，把亲王收钱的事情捅开，亲王当时非常难堪，于是下令废除户部“赢余”。
很多封疆大吏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李卫以一个五品小吏的身份做到了，这就是李卫。
二、雍正的不拘一格
雍正时期，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并称为“三大模范督抚”，但这三个人性格迥异，彼此之间并无深交。两江总督尹继善曾向雍正评价这三人：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
这段评价，点出了三位“模范督抚”的优缺点，可谓精准。例如，田文镜此人非常勤勉，但为人刻薄。尹继善说李卫的优点是“勇”，但缺点却是“粗”。
受《雍正王朝》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李卫是乞丐出身，不识字。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李卫有一段自述：
“臣孤失学，不习章句，缘从母命，访择塾师，仅能讲说《通鉴》，粗知古人行事。”
按照李卫的话说，他自幼就不喜欢读书，但还是读过《通鉴》的。再加上李卫是捐官出身，所以笔者认为，李卫的学问或许不够渊博，但不至于不通文墨。
《清史稿》云：
世宗在籓邸，知卫才。
意思是说，雍正在没登基之前，就知道李卫是一位有才能的人。雍正有识人之明，他用人不拘一格，所以李卫被雍正重用，只是时间问题。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李卫立即升任云南盐驿道，可能因为是商人出身，李卫对盐业非常了解，因此很快做出了政绩。两年后，雍正二年，李卫被提拔为云南布政使，相当于“一省之长”。
在李卫的管理下，云南的财税大幅提升，雍正大喜，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调到江浙富庶之地。于是到了雍正三年，李卫被调任浙江巡抚。在李卫的任命诏书上，雍正特地加了一句：
“命兼理两浙盐政。”
明清时期，盐业属于专管，朝廷有专门的盐运使，不受各省督抚节制。但雍正知道李卫很擅长盐政，便下了这道政令，赋予李卫管理盐政的权限。
这个小细节，不仅能看出李卫的才能，更能看出雍正的用人不拘一格。
到了雍正五年，为了扩大李卫的权力，雍正干脆把李卫升任浙江总督，并且“管巡抚事”。
这里笔者需要说明一下：自从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浙江的军事就归福建总督管辖，后来康熙又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朝是不存在“浙江总督”这个职位的。但雍正为李卫设置了“浙江总督”一职，因人设官，不仅赋予了李卫权力，更提高了浙江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雍正是一位较为优秀的帝王，他的许多处理方式，显得非常高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能力效仿他这一点。
雍正任命李卫为浙江总督，并且还兼任巡抚，这就相当于军政大权一把抓。从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到封疆大吏，李卫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种晋升速度，不仅仅是因为雍正宠信李卫，更能说明李卫是一位有能力、有手腕的“能臣”。
若是放在宋朝或明朝时期，像李卫这样没有强硬的政治背景，又是靠捐官出身的官员，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成为封疆大吏的机会。所以说，在雍正时期，李卫是极其幸运的。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句话：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
雍正信任李卫，李卫也对得起雍正。在清朝，浙江是重要的产盐区，但自康熙晚年起，这里的盐政就比较混乱。官府中饱私囊，朝廷收不上盐税，私盐贩子控制了市场，穷苦百姓却只能吃高价盐。李卫在浙江，雷厉风行，他不怕得罪江湖势力，先出重拳打击几大盐枭，然后又弹劾几位背景复杂的官员。不仅如此，李卫还奏请在关键的隘口设置重兵巡逻，以防被盐枭钻了空子。在李卫的治理下，浙江盐政终于焕发生机，百姓吃到了低价盐，而浙江的盐税收入也翻了几番。
在浙江期间，李卫还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修筑海塘。海塘即海堤，是拦截海潮侵袭的重要水利工程。雍正初年，海宁、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内的海塘每年都会决堤，虽然朝廷每年拨款，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李卫本身并不擅长治水，雍正派名臣范时绎前去修筑海塘，但范时绎给的方案雍正并不满意，无奈之下，李卫只得亲自去这些地方实地考察，最后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和请教，给出合理的方案，解决了浙江的老大难。
必须说明的是，李卫修筑海塘，没有用朝廷的拨款，而是由地方筹措资金完成，至此后，浙江海塘多年未发生大的水灾。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卫的两个重要品质：第一，他善于钻研，把解决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不会的东西，他通过刻苦钻研后，比专业的人做得还要好。
第二，雍正初年，朝廷亏空严重，李卫知道雍正的难处，最后竟然没让朝廷拨款，自己解决了问题。李卫体贴雍正，雍正难道不知道李卫的苦心?
所以说，李卫能被雍正宠信13年，不仅仅是他办实事，用雍正的话，李卫能“体圣心”。
三、利国利民的李卫
雍正三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和直隶总督李绂之间发生了著名“田李互参事件”，震惊朝野，差点酿成“党争”。这件事，看上去是李绂和田文镜政见不同，相互攻讦，其本质是以李绂为首的科举官员自尊心太强，认为田文镜“不尊重天下读书人”。其实，这也不算冤枉田文镜，因为田文镜虽然不是科举进士，但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因此才有他“不尊重读书人”的说法。
雍正的三位“模范督抚”，李卫、田文镜、鄂尔泰都不是翰林进士出身，但和田文镜不同的是，李卫对读书人却非常尊重。
雍正年间，浙江发生了查嗣庭、汪景祺等多起文字狱事件，雍正一怒之下，撤销了浙江考生参加科举的资格。李卫身在浙江，知道浙江学子的不易，为了解决问题，李卫做了三件事：
第一，李卫出主意编修浙江通志，把自古以来的浙江的忠臣义士都编出来呈给雍正，让雍正知道浙江也是忠义之地。
第二，李卫亲自重审了多起文字狱案，把这些案件的波及范围降低到最小。
第三，李卫让浙江学子不要受外界干扰，认真备考，然后上书请雍正派钦差来浙江视察，钦差看到浙江学风淳朴，回去如实向雍正汇报，雍正大喜。
这时，李卫再上书请求恢复浙江文士的会试资格，雍正欣然同意。
这件事，看似复杂，但被李卫有条不紊地解决了，浙江考生非常感激李卫。第二年的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全部被浙江人揽入囊中，李卫颇为欣慰。
当时有人就说，若让田文镜来做浙江总督，浙江学子若想参加会试，至少还得等10年(即田文镜死后)。
所以说，同为模范督抚，李卫和田文镜一比，高下立现。
在雍正一朝，李卫有一项较为突出的能力，那就是“治盗”。雍正年间，江湖上有许多大盗，由于武艺高强，神出鬼没，官府都没有办法。
雍正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缉盗不力”。雍正最终命令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的盗案，并且说明，如果李卫是在抓捕盗贼，各地文武皆受其节制。
浙江和江南，分属两省，李卫身为浙江总督，不仅可以越界到江南地界抓捕盗贼，还要江南的文武官员都听他的，这看似荒谬，但不得不佩服雍正的魄力。因为李卫和那些迂腐的读书人不同，读书人不愿意和盗贼为伍，李卫却要“以盗治盗”。
他先花大力气抓住了武学大家甘凤池，然后用甘凤池来对付其他盗贼，效果非常显著，不久后，江南太平。
李卫在浙江一共经营了五年之久，《清史稿》云：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
雍正七年，李卫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同年，加太子太傅衔，成为一代名臣。雍正十年，李卫出任直隶总督，一年后，他弹劾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李卫的处理方式恰到好处，让鄂尔泰、张廷玉等阁臣佩服不已。这时，再没人敢小看这位靠捐官出身的封疆大吏了。
四、乾隆的态度大变
《清史稿》云：
世宗在籓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
意思是说了，李卫在雍正登基之前就得到雍正的青睐，但雍正觉察到李卫虽然聪明，却有一些“匪气”。于是，雍正多次告诫他要改。这里有个“屡”字，可见，在雍正登基之前，李卫和雍正应该很熟。
李卫在云南的时候，雍正曾赐给他一块“钦用”的令牌。李卫有一次见客，为了立威，便把这块令牌拿出来展示。这件事被雍正知道后，批评他：
“听说你不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尔其谨慎，毋忽!”(出自《清史稿·李卫传》下同)
雍正的意思是说李卫恃宠而骄，操守不纯。
李卫写奏折向雍正解释道：
“受恩重，当不避嫌怨。”
意思是，我深受重恩，有时候为了解决问题，难免用些小手腕，我问心无愧。没想到，雍正却回复：
“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
雍正的意思是：使小手腕和仗势欺人完全是两码事，你应该做一个无可挑剔的“全人”，才不辜负我对你的知遇之恩。
从此，李卫决定改掉身上的一些坏毛病。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虽然李卫极力去做一个“全人”，但他为人处世，还是留下了一些江湖气息。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其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和雍正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对于雍正特殊时期启用的“特殊人才”，乾隆也嗤之以鼻。例如，已经去世三年的田文镜，就被乾隆说得一文不值，乾隆曾说：
“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意思是，田文镜作为河南的督抚，为人苛刻，下属官吏层层剥削，让河南百姓深受其苦。
这等于全盘否定了田文镜。
相比于田文镜，李卫虽然没有被全面否定，但也不受乾隆待见。
乾隆三年，李卫因病去世，享年51岁。乾隆下旨，按总督例给李卫下葬，谥“敏达”。要知道，当时的李卫虽然是直隶总督，但他身兼兵部尚书、太子太傅衔，乾隆却只给李卫按总督之礼下葬，并没有任何追赠，其实非常反常。
举两个例子，李卫的前任、直隶总督何世璂去世的时候，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李卫的同僚，云贵总督杨名时(加礼部尚书衔)比李卫早一年去世，当时，乾隆直接追赠杨名时为太子太傅，入祭贤良祠。
反观李卫，在雍正朝受宠13年，乾隆对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淡。两年后，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将田文镜移出贤良祠，乾隆才想起来，同为雍正的宠臣，田文镜在贤良祠内，而李卫却不在，所以，下旨将李卫入祀贤良祠，算是给他爹雍正一个面子。
几年后，乾隆南巡，路过杭州，看到杭州百姓为李卫和夫人所立的“花神庙”，鄙夷地说：
“李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
乾隆认为，李卫并非公正纯臣，他之所以能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全靠皇考(雍正)的特殊提拔。
李卫为何不受乾隆待见呢?归根结底，是乾隆和雍正的治国思想不同，雍正是唯才是举，英雄不论出身。但乾隆颇为自负，他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正所谓“用正不用奇”，他认为，像李卫、田文镜这样的“怪才”，并不是取仕之道。
乾隆缺乏乃父的灵活，而多了一些僵化的思维，这也是清朝走下坡路的一个原因。
所以，笔者在读清史的时候，为乾隆感到惋惜，又为李卫感到庆幸。若李卫没有遇到雍正，或者说，若李卫生活在乾隆朝，那他一辈子或许只是一个“侯缺”的员外郎，不会在云南和江浙做出政绩，更不会留名青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著名的“两猫论”，通俗易懂，却又饱含深意。笔者认为，李卫或许是“黑猫”、或许是“白猫”，但他是最管用的那只“猫”。这一点，雍正明白、总设计师也明白，但乾隆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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