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历史是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统一了中国却是一个短命王朝。很多人都不了解，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从后世角度来看，秦始皇一统天下和此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确称得上功在千秋，这也是近现代秦始皇风评逐渐好转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当时的秦朝百姓而言，显然并非如此，尤其是严苛的秦法和繁重的劳役，搞的百姓怨声载道，再加上秦二世的胡作非为，以及士子阶层的推波助澜，自然就留下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印象。

　　六国百姓对秦法本就抵触，秦二世在位期间秦法更为严厉

　　从现代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秦律》虽谈不上残暴，但绝对算的上严苛，其内容包含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百姓的衣食住行限制极为严格，这套律法秦国百姓早已适应，可山东六国的百姓短期内又如何接受。再加上秦二世时期的强硬政策，自然导致了百姓们的反抗。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便开始采用法家治国理念，而法家讲究的就是一个“法、术、势”，外在表现就是“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即以完整的律法来确保国家的运转。与山东六国不同的是，秦国早年为求生存发展，受西戎影响较大，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秦律》得以在秦国迅速推行，并被广泛接纳。

　　正是由于《秦律》在秦国的成功，导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其迅速向全国推广。秦国百姓能够接受的秦法，却并不代表六国百姓就能接受，对于秦国百姓习以为常的事情，到了六国百姓眼里，就演变成了官府对自己的压榨和折磨。正是由于这种不适，六国百姓落实秦法的执行力，根本不能与秦国百姓相比，然而秦法又是极为严厉的，一旦达不到朝廷的要求，按照秦律就必须予以严惩，百姓们岂能不怨声载道。

　　要知道，由于没有配套的官僚选拔机制，而当时的知识普及率又相对较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本就面临着官员不足的问题，各地官员的能力本就参差不齐，他们只懂得机械的执行律法，又岂会去考虑百姓们的感受。

　　尤其是秦二世时期，李斯为自保而上了一道《上书对二世》，本意是建议对官员加强监督，确保臣子能够竭尽全力履行职责，结果秦二世胡亥却将此直接变成了“绩效考核制”，谁收的税多，那么谁就是好官;谁抓的犯人多，谁就是能吏。如此一来，各级官员为了保住官位，便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酷吏，结果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根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的记载，蒯通曾对范阳县令说道，“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如此，民间怨气不断积累，而朝廷又毫不妥协持续高压，结果可想而知。

　　大型工程太多，劳役太过频繁，六国百姓怨声载道

　　根据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虽然秦朝的《徭律》和《戍律》相对较为合理，但也架不住朝廷持续开展大型基建工程，在那个生产手段相对落后的年代，骊山大墓、长城、灵渠、秦直道、西南栈道等工程无一不需要大量劳力，结果搞的百姓怨声载道。

　　彼时，百姓饱经数百年战乱，急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秦国百姓早已适应了这种生活，对此或许并无怨言，但对于刚刚归附的六国百姓来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要知道，当时的百姓对于刚刚建立的秦朝，本就没有多少认同感，如此频繁的劳役，彻底将百姓们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

　　从后世角度来看，或许秦朝的很多大型工程都功在千秋，可对于生活在当时的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场灾难。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可不管你的这些工程有什么作用，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你不让他过好日子，他又岂能不对朝廷怨声载道。

　　而在胡亥即位之后，秦国的大型工程非但没有减少，劳役情况反而更为严重，就连秦始皇时期都很少征发的“闾左”之人(秦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秦代指主要由雇农、佃农等构成的贫苦人民)，秦二世时都开始大量征发。

　　同时，秦始皇对待役夫尚算善待，秦二世胡亥则绝对是残暴无比，例如秦始皇骊山大墓修建完成之后，为防止泄密，胡亥下令将参与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于皇陵之中;又如其命令全国各地向咸阳供应粮草，却不许押运人员不得动用所押运粮草，甚至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任何粮食。

　　纵观整个秦朝，大型工程不仅没有停歇，甚至同时开启多个，这对当时的百姓，尤其是六国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到了秦二世时，由于其在位期间的胡作非为，甚至连关中百姓都不再支持秦国。

　　“焚诗书”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汉朝时期朝廷的舆论导向

　　“焚书坑儒”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秦始皇身上的重大污点，事实上此事可分为“焚诗书”和“坑儒生”两部分，其中尤以“焚诗书”事件的影响最大，该事件几乎将整个士子阶层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而这则是导致秦朝风评极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焚诗书”事件，说到底其实是秦始皇尝试以怀柔手段实现文化统一失败后，采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来，由于天下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仅差异极大，不同文化之间更是具有极强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极强的地域歧视现象，例如楚人被视为“蛮夷”，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因此实现思想文化层面的统一，便势在必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曾尝试以怀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仅允许诸子百家和列国士子涌入咸阳，而且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例如黄老道家、阴阳家融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后提出的“五德始终说”，又如秦始皇“大咸阳宫”规划体现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纳齐鲁文化而进行的“泰山封禅”。在秦国用人以精通律法者为主的情况下，秦始皇甚至设立了“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充任，准许其参政议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图通过“泰山封禅”来获得齐鲁士子的认可，结果却换来山东儒生的嘲笑。又如担任“博士”的六国士子，他们不仅态度傲慢，在参议国政时一言不发，却又在私底下对新政非议不断。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于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这显然触怒了秦始皇的底线，最终引发了“焚诗书”事件。

　　虽说“焚诗书”事件事出有因，且对此后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士子阶层来说，此举简直就是在摧毁他们所奉行的学说，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彼时读书人毕竟较少，这些士子无疑掌握有极大的话语权，再加上汉朝之时的舆论趋势，秦朝皇自然难免遭到非议，而这些都对后世评价秦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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