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防止中央集权，宋代产生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即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也削弱了宰相的权利。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与皇权的互动中，虽然单个士大夫一般都难以与最高统治者抗衡，但士大夫作为一个集体，却能占据优势，这就初步形成了共治天下的基础。

　　士大夫在劝谏中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力求皇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具体落实共治天下的一种方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显著特征，这不仅是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少数士大夫的担当，而且包括一些品行一般，官位不显的士大夫甚至普通士人的普遍心理。

　　宋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度发展，乃至政治制度较为宽容平和等特征，自然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晶，心被众多史家所公认。但宋代经济发展惠及下层百姓较为有限，并未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

　　一、“共治天下”语境下士大夫和百姓的冲突

　　余英时先生认为，“从张载、程颐到陆九渊，理学家通过各种曲折方式企图一方面抵制君权，一方面伸张士权，则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不错，但士权伸张，是否一定就是于百姓于国家有利之事呢?

　　在文彦博和王安石关于变法的争论中，变法能使百姓受益，在现场是一致认同的。此前王安石认为“朝廷立法，惠在弱远不知所以然之人;怨在强近能造作谗谤者。”应该是可信的。

　　而吴充问：“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心，是果于民何如?”时，沈括的解释是：“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心。”当时得到认同，“充然其说，表行之。”这说明士大夫与民众的利益并不一致。

　　士大夫与皇帝或者天下的利益并不一致，对不维护文人利益的，生前身后均会无情打击，这证明“官僚组织有时标榜的‘为民请命’的思想，实际上反映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整体要求，并且最终心只有在追求整体利益的过程中，才能使本集团和本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二、士大夫眼中的天下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并未引起神宗、王安石的任何诧异与异议，足见这已是宋代较流行的舆论和共识，甚至被皇帝所默认。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宋代士大夫认为天下并非属于皇帝私有，并通过不同的逻辑转换，最终将治理天下的权力归结于士大夫。

　　一种主要方式是认为“天下”整体上并不属于皇帝，臣僚作为“天下”的代表，或者作为“天下”的权威诠释者，对皇帝提出要求，进行制约和批评。

　　如哲宗时，范祖禹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必。”

　　表面上将祖宗贡得很高，什么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对祖宗的解释权却在士大夫，现在的皇帝几乎一无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

　　既然这些权利是属于天下的，其实心就是自认为代表天下的士大夫的，如果没按照士大夫的需要处置，士大夫就会指责皇帝徇私，将天下的公器作为私有，会导致乱政乃至乱世。

　　如咸淳三年，监察御史曰：“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实际上，皇帝并不能与天下共之，因为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对皇帝的意见或主张一般是否定的。

　　心就是说，皇帝坚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见，就不是与天下共之，只有听从臣僚的意见，才是与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继续执拗不变，不愿听从士大夫的建议或者意见，士大夫则以集体不合作来对抗，因为他们是天下的代表，皇帝显然不能对抗全天下。如果仅有一两人辞职倒心无关紧要，但一旦集体罢工，就无人治理天下了。

　　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心系天下，造福苍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认为皇帝不过是代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终决定由谁做代理人，这正是发挥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的思想。

　　简言之，士大夫话语体系中，天下属于皇帝本人时，更多强调其有天下的义务、责任，或者触动其拥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属于皇帝的说法远为普及，此时，更为着重的是拥有天下的权利，防止皇权逸出士大夫意图之外。

　　三、皇帝眼中的天下

　　皇帝未必都心甘情愿接受“共治天下”的状况，但情势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要实现统治就必须有一批维持政权运转的人，而科举官僚们与唐末以来的军阀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

　　他们与治理大唐帝国的贵族官僚们一样，只希望在朝廷中飞黄腾达，子孙繁荣。他们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与士大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维护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这一边。

　　宋朝皇帝既然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动向和支持特别在意。对于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来说，“共治天下”有时成了他们的最佳装饰。而较为强势的皇帝，仍经常认为天下属于自己，理所当然由自己负责。

　　如孝宗就曾气愤地指责：“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以他的不满其实道出了治天下之责任主体的问题，即天下所有权归属于谁，则谁理应负责其盛衰兴亡。

　　士大夫大谈共治天下之时，却对失去天下颇为淡漠，可见他们内心里心未必有所谓主人翁意识。相反，正如孝宗所说，部分士大夫真正关心的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当然，心有学者指出共天下、共治天下两种说法中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区别，但笔者认为二者在宋代几乎含义通用，联系有关表述和对话的语境，无论皇帝或者士大夫，均未对两种表达作区分。

　　正因为孝宗对天下的所有感，才会更加关注天下之人的感受，尽力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而不是视天下为逆旅。何况，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皇帝一般还会试图将一个稍好的天下，再传授给子子孙孙。

　　四、“共天下”与“正君心”的冲突

　　传统士大夫经常强调“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务，范祖禹元祐年间即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

　　朱熹认为，“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同时，他们又对皇帝强调“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矛盾。

　　其一，当“共天下”的理念实施得较好的时候，此时应正的其实是大臣之心，因为最高权力已基本转移到作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权臣之心，权臣便很容易变成僭主。士大夫这时不去正权臣之心，却献媚讨好，又谈何共治天下?

　　其二，由何人来正君心，也是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共治”天下由谁来治一样。按照传统士大夫的想法，显然必须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资格，当然也得由他们来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会祸乱天下。但经常指责皇帝之私的士大夫们，却未必都是品格毫无瑕疵的君子。

　　其三，虽然不能说将“君心”作为首要的目标，是士大夫在试图推脱责任，因为皇帝确实是法理上的权力之源;但从历史结果上看，“正君心”效果非常有限。仁宗时贤相适逢圣君，仍国势顽废即是明证。

　　元祐期间，当政全是君子，小人被尽数赶出朝廷，也未见国家有何起色，似也难归咎于“君心”不正。而包括哲宗在内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就接受包括程颐等道学领袖在内的传统士大夫教育，最终并不特别认可他们灌输的道理，也从事实上证明了格君心的艰难甚至无效。

　　结论

　　传统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经常借助天地、灾异、祖宗、外敌、兵变、民变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试图使皇帝感受到恐惧。他们的陈述内容，多数情况是真实可信，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但有时也存在夸大其辞、移花接木甚至编造材料、修改历史的现象。

　　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实施自己的政见，希望国家按照他们理解的方向发展，但也难以避免偶尔掺杂进自己个人或文官群体的种种利益，借机实现自己意图而已。

　　虽然就劝导所针对的事务本身来说，他们一般都能达到目的，同时也使宋朝皇帝普遍相对仁厚谨慎，宋朝统治也比较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但另一方面，却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上几乎失去决断能力，终至国王沦丧，而由于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在北宋亡国后成为主流，他们的恐惧式劝谏行为及附带的恐惧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他们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因循守旧思想的固执坚持，长期占据中国思想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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