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王国时期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约为公元前2040—前1786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一看。
古代王朝的城镇职能有许多类型，比如，政治职能、军事城市、文化城市、经济职能等。而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对政治权力客观构成要素的占有是通过设置具有不同职能的城镇来实现的，各类城镇的布设都是国家权力占有客观要素的体现。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行政结构已经形成，这一结构以法老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分枝。各城镇由于其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交通位置及经济地理位置的差异，所承担的职能有所不同，因此，对各类城镇的职能的分析研究是揭示中王国城镇系统的关键。
大致说来，中王国时期的城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能。
一、政治职能
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城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这一点源于对其发展的认识。首先，城市是权力的象征。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
前、早王朝时期，埃及不同地区就已出现具备城市特征的定居点，是埃及城镇社会的初级阶段。第一中间期，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差异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同所形成的各诺姆实力差异导致了混战不休。
各诺姆自立为王，借助战争形式，以求实现直接占有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目的，最终第十一王朝的迪比斯家族取得了当时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霸主地位。因此，城镇作为一个区域的中心是其角逐的目标。
到中王国时期，统治者在继承以往的基础之上，又通过内部殖民的方式进一步建立新城镇，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始终处于中央的监管之下，这是中王国城镇的一个总的特点。另外，城镇的城墙对当地社区也起着重要作用。
它不仅是一种保护措施，而且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如前文所述，城墙是埃及最早出现的城市元素之一，贯穿整个埃及城镇历史。并且，城墙建成后也并非一劳永逸的，各城镇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加固、扩建。
因此，墙不仅始终左右着城镇内部的规划布局，还表达了统治阶级对城镇的管控，管控对象不光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更是保护了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所以，城墙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特权的具象化表现。由此可说，政治权利已融入中王国城镇之中。
其次，城市是统治阶级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国王作为重大项目发起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左右城镇的建立和发展。这一点在考古证据中尤为明显，规模巨大的贵族建筑与小型的、内容贫乏的平民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是统治阶级地位的象征，也是通过扩大规模气势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
皇室和贵族恢弘精致的陵墓，以及众多神庙祭仪的遗迹，一方面是作为政权基础的宗教制度的象征，另一方面是借宗教仪式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至于手工业的作坊，除了少数与生产工具有关，多数是陶器、青铜器等仪式性的艺术品的作坊;他们一方面代表生产活动的分化，一方面更清楚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工具的制造业。城市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点，还体现在迁都上。
二、经济职能
首先，中王国时期，城镇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原因之一，中王国时期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府，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一部分城市特别是交通枢纽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原因之二，发达的交通网成为促使经济都会产生的先决条件。
古埃及坟墓壁画中的壁画为此提供了证据。这些壁画再现了贸易场景，刻画了船靠岸、卸货的场景，同时也刻画了船只。从场景安排来看，可能暗示贸易通常在尼罗河岸边进行，古埃及纸草也记载了国内贸易使用货船来运输。
而古埃及城镇大多临尼罗河而建，省会等重要城市更是交通枢纽，城中的码头也就成为了绝佳的交易地点。由此可以推测，墓中壁画可能就反映了城镇间的贸易往来，即古埃及人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辅之以城镇中可能更为完善的码头设施，为各地之间的货物运输与贸易往来大开方便之门。
而南部边境的堡垒要塞凭借便捷的地理位置同努比亚地区有着很多的贸易往来，整个要塞地区不仅可以保护尼罗河商路的安全和贸易的顺畅，还成为埃及边境的一个经济中心，为官僚贵族提供了收入。另外要明确的是，这些经济中心大多数还都是本区的行政机构治所，体现出区域经济中心常与行政机构治所重合的特点。
城镇是再分配制度的基本单位。古埃及经济属于国家主导性的再分配经济，这是指农民家庭的剩余粮食，被行政当局收集起来，以便在官员、祭司、军队、皇室陵墓工匠等社会特定部分中重新分配。埃及富足的农业是这一制度建立的前提，而具体的搜集和分配工作则集中在城镇之中展开。
埃及城镇内部的再分配因素由来已久，前王朝时期在希拉康坡利斯、法尔卡丘等城镇边缘便已出现大型的食品作坊，为粮食的再分配体系的提供了最初证据。专门的生产区域不仅证明了专职生产者的诞生，还证明了需求与交易的存在。
这种再分配模式成为埃及的经济传统，贯穿整个法老时代，其中，考古调查为中王国时期的城镇内部再分配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中王国时期，地方城镇中——特别是省城和堡垒要塞中——都发现了大型粮仓的存在，在厄勒凡汀还发现了官方的贮藏和分配中心。
计划城镇中大型粮仓更是直接与贵族住宅相连，平民住宅中的储粮设施则数量稀少，存储量也极小，再次证实了计划城镇由中央的供给维持，城内大部分居民则需等待地方当局的再分配。以上证据表明，再分配模式不仅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且在地方城镇中得到落实，中央通过层层分配的手段不断加强控制力。
三、文化职能
埃及人对宗教的笃信和死后世界的关注，使得神庙成为埃及文明的重要载体，有学者认为，神庙是埃及第一批有核定居点的催化剂，是第一批规划定居点产生的核心。因此，纪念性建筑与城镇息息相关，神庙更是在城镇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王国时期不仅广泛修建神庙，而且宗教活动也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文化职能的城市。在埃及，宗教是整合社会的主要精神力量和组织力量。首先要注意的是，神被认为是居住在为他们建造的庙宇里，城镇中的神庙使他们成为城镇的居民，使埃及人自然地认为神、神庙与城镇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而神明作为镇上最重要的居民，他们的居所神庙往往占据了城镇的中心位置。这些受到广泛崇拜的神明除地方神明的身份之外，常常兼具自然属性，对他们的祭祀活动一方面折射出宗教象征意义，另一方面还表达出权力对地方空间的占领，隐含着权力因素。城镇中宗教活动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使其成为帝国权力运作的工具之一。
其次，宗教活动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神庙大门通常并不向公众开放，但逢盛大节日庆典之时，所有居民都可以参加集中组织的宗教活动，成为近距离接近神明的宝贵机会。
每逢节日，神像会被带出庙宇游行，其中重大节日国王也会亲自参与，并且进行跨城镇的游行，这些承担祭祀活动的城市也具有了祭祀文化特征。这些祭祀活动也为神明、国王和民众之间提供了连结的机会，各地群众与当地神明的密切联系也有利于增强区域认同。
四、军事职能
城镇的军事职能突出体现于堡垒要塞之中。早王朝时期埃及已出现堡垒城镇，随着战争频率、性质的不断升级，中王国时期统治者对外族观念发生变化。在中王国时期的文献中，埃及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外族要采取防御政策，尤其是要针对南部近邻努比亚进行防御。
因此，中王国时期的堡垒要塞是在对外族的防御观念之下建造起来的。首先，南部要塞大都修建于中王国时期，并充分利用地形之险。埃及南部要塞除布亨之外，大都建造在地势陡峭艰险、水流湍急的地区。这些要塞的一显著的特点是大部分朝西面而建，与湍急的瀑布形成了很好的配合，易守难攻，充分利用了地形的优势。
其次，彼此配合的堡垒要塞形成了一条防御链。如前所述，中王国时期埃及堡垒的守城设施十分完善。各要塞的城墙高度与厚度均十分惊人，配之以垛墙、塔楼、岸阶等一系列防御设施，并且充分高效地利用城内空间建造兵营、粮仓等必备设施，使要塞具备抵御外敌的防御能力。这些防御设施不仅体现了埃及修建军事设施方面可以达到的高度，也证明了堡垒的军事性质。
另外，第十一王朝的孟图霍特普二世在恢复和统一了国家之后，即刻开展了对南部的军事征服，随后的统治者继续贯彻了这一做法。这一时期，埃及在尼罗河瀑布地区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尼罗河商路的安全和贸易的顺畅。
结语
城镇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城镇的作为复杂的社会空间，其兴起、发展和演变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类等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水平都对城镇发展产生不同影响。中王国时期是埃及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埃及城镇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展现着独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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