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玉真公主，她也算得上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了，话说和什么李白王维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她个人也十分的了得，救魏瞻一命不说，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
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外号“诗佛”，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
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菩萨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
古代文人迫于生计，曲意逢迎，自我流放，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如有的史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为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为的就是自己的脑袋。
史官或文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自己的主子歌功颂德，被自己的主子包养，从生存的角度讲，任何人都无可指责。
但引起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的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据有人考证，王维与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关系非同一般。
玉真公主与唐玄宗是同胞兄妹，深得她这个皇帝哥哥的溺爱，以至于年龄很大了也不出嫁(二十岁左右，但古代女子很难挺到这个岁数不嫁人)。
可能是为了逃避，玉真公主“缁衣顿改昔年妆”，出家当了道士。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又没有婚姻所累，她这个道士当得极其逍遥自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其中就包括王维。
王维与玉真公主的暧昧关系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王维在开元八年首次应试名落孙山，后因音乐才能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在次年就顺利进士及第;
二是王维与李白同岁，文才相当，同是孟浩然好友，又同在玉真公主寓所住过，但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丁点儿有关他们之间友谊的记载，这可能是因为王维和李白都是玉真公主的情人，而他们是情敌的缘故;
三是王维进士及第后得封为太乐丞，品级虽不高，但是皇室宫廷宴乐乐队的小头目。可后来却因一个小过失贬去山东济州做了司库参军——工作是看粮仓——而这可能与他未经玉真公主同意“擅自”娶妻，不愿再侍候公主有关。
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结论是王维是玉真公主的情人，曾被包养过。这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如此解释的确是比较顺畅。
也难怪，王维诗画双绝，在大唐时代才气的知名度比李白、杜甫还要高。再加上他“妙年洁白，风姿郁美”，是一等一的帅哥，受到公主的青睐是很自然的事情。
开元十九年，王维丧妻。此后三十年余生里他一直孤身未娶，而仕途倒一帆风顺，直至尚书右丞。我们无法探知王维在这一过程中的想法，可由他“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这两句诗来看，他的内心还是比较痛苦的，似乎在忏悔，似乎在寻求一种解脱。
好在本文不是探讨王维是否真的被包养，而是由别人推测王维被包养，进而引出对文人良知的一种反思。
文章开头说史家为生存而出卖“史德”的事历史上很多，是因为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史家写的史书被作为信史为后人所研究。
关于“史德”，《左传》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齐国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这样记载，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
另一个弟弟继任，仍是这样记载，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前来，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个故事说明还是有史官视“史德”重于生命的。但我并不赞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为他们死得太亏了。他们的死只能说明他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只任人宰杀的鸭子。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会发生无谓的死亡。
于是这里就讲到了文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身。答案是获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的独立。
再次回到王维这件事上，想一下他为什么去结识玉真公主，俗一点是为了求得科第门路，再俗一点就是为了生存。从王维中进士后的举动来看，其实他并不真想依附于公主门下。
一个大男人，靠女人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强硬的底气——除非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可惜的是王维除此之外却又没有别的选择。他有才，但没财。
他不能像现在作家写本畅销书就能够衣食无忧。所以，只要王维不想死，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绝难逃脱被包养的命运，所不同的仅仅是包养人的不同。
而这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才面临的问题。欧洲历史上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一些贵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帮助那些具有才华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富婆”。
譬如华隆夫人与卢梭。当他们结识时，华隆夫人是一个大卢梭10岁的寡妇。卢梭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华隆夫人则精心地把卢梭养起来。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
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则是每年6000卢布的回报。还有更露骨的，巴尔扎克22岁时，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
想被包养之心切，溢于言表。还好因为文化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没有深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没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经济独立所凸显的意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中国文人是积极探索过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鲁迅是公务员兼大学教授。丰厚的工资成了他能够畅快淋漓地痛骂和批判黑暗当局最强有力的后盾。
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学教授。就连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来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我们今天读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杂文，动情的诗歌，而是迎合大众口味让人沉溺在鸳鸯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你或许会说这是现实主义，很俗，但它的的确确很务实，很有效，因为有钱才能人格独立。台湾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他认为要有勇气、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撑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经济基础。
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是谋而后动、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李敖说，他能挺直腰杆，跟他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他像伏尔泰一样，是有钱支撑的文人，早就脱离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美国第三任总统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认为金钱是一种力量，是竞争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你没有金钱时，就没有支撑点。”“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的话，一切都落空。”作为一个文人，腰包鼓自然就会摆脱被包养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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