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宋朝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女性的“黑暗时代”，在这个缠足开始流行的朝代中，男尊女卑极端化。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日前，中国中古史研究专家许曼做客海上博雅讲坛，带领人们穿越时空，勾勒出一幅关于宋代女性日常生活崭然一新而又细致入微的图景。
通过对《清明上河图》中细节的解读，甚至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中人物的评价，许曼结合她的新书《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刷新了人们关于中古中国性别角色的既定认知。
提起宋代女性，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大才女李清照，以及“狸猫换太子”的主角刘太后。许曼认为，看历史一定要分层次、多角度、多纬度地看，她们是宋代女性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像李清照一样的女诗人、词人毕竟在少数，而刘太后则代表着后妃群体。
“任何关于女性史的研究都应该是针对特定阶层、地区和年龄的。”许曼以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中的女主角盛明兰为例。她认为，虽然这是一部架空剧，但其中很多设定都依托了北宋的历史。盛明兰是大家族的庶女，儿童时期出门为母亲求医;少女时期，明兰跟着家中的兄弟姐妹上家学、学习传统礼教，也可以打马球、去寺庙祈福，在家里与家外的空间来回;成为侯门主母后，除了管家，也因为丈夫的身份参与了政治活动。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兰的身份也随之变化，而在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种身份下，她都有很多机会离开闺阁，走出家门。
事实上，这也正是在《跨越门闾》一书的重要发现：与明清时期相比，宋朝女性享有相对的自由。国家从未颁布过规范女性日常行为的法令，并将女性民众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官员。与放任自流的前朝相比，明清两朝在干预女性日常生活方面显得更为积极主动。
以具有象征意义的门为例，一般认为，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即中门，是古建筑中外门与内门之间的门。司马光曾对中门进行了具体定义：“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女仆无辜不出中门 ”。许曼表示，尽管宋代儒家道德人士努力说教让女性一直端居在中门后面，但在现实中，不能逾越的“中门”，其实是一个颇有弹性的维度，宋代女性还是能找到很多机会外出。尤其在被认为的“公众”领域，比如交通旅游、地方事务和宗教生活，妇女都可以消极甚或积极地参与。宋朝女性拥有优渥的继承权，能够控制自己的嫁妆。此外，一些职业女性积极参与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这些人包括媒婆、店主、挨家挨户做买卖的织工，以及离开“家”到外面谋生的小贩等。
而宋代女性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中，除轿子外，车和驴、马也被广泛使用，女性骑驴骑马时会戴帷帽。在《清明上河图》中，就能看到一个骑驴的女子带着面纱遮着脸。帷帽并不主要用于遮掩，而是体现实用和装饰功能——既能在旅途中遮挡风尘，精致的半透明面料以及装饰的彩带增添了女性的美，也传达了她们的审美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男性往往接受女性的个人追求，承认她们在家庭内外的能动作用，并且不鼓励对女性事务的直接干涉。这些男性包括了在后来历史中被描述为顽固不化和教条武断的虔诚的理学家，他们在与女性打交道时显得灵活而务实。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熹，有些人将他视为古板、教条的老夫子，但深入史料，就会发现那是后人的歪曲和重塑。在现实生活中，朱熹是非常灵活通融的一个人。朱熹的父亲朱松去世时托孤于刘子羽。朱熹在刘家长大，刘子翚等人是他的启蒙恩师。朱熹长大后离开刘家，却一直与刘家保持联系。
刘子羽的夫人卓氏曾为亲生儿子谋官。从某种角度看，女性在男性的仕途上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是逾矩而过分的。朱熹从别处听说此事后，主动给卓氏写信，措辞谦卑，对卓氏的强势并未表达出丝毫不满，只是委婉地提出她打算为儿子谋求的职位不利于年轻人发展，并且，他还是尊重卓氏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定权。此事结果如何，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从旁证看，卓氏并没理会朱熹的劝告。
另外一则关于采用何种葬礼仪式的讨论，也值得注意。朱熹的一位学生，因为不赞同自己母亲希望采用的佛教葬礼仪式——在儒学复兴主义者的眼中，设法实行儒家葬礼是一件非同一般且值得称扬的事，问朱熹该怎么办。朱熹回信说能理解学生的难处，建议他尽量劝说。若是劝说无效，还是要尊重母亲的意愿。朱熹对这关键性问题所作的权宜议论，显示了这位理学大家其实颇懂酌情考量、顺应民俗。无论在方法上或论证上，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最耐人寻味的，是许曼在考察了福建宋墓——宋代福建女性们的人生终点与共同归宿——之后的发现。尽管儒家学者们青睐现世生活中的性别区隔，但从文本和实物资料来看，日益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制度并没有延续到来世。女性在来世的地位并不是人世间等级制度的反映，而是一种新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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