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甲申年，后世称之为“甲申之变”。
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过程
明熹宗去世以后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他登基后接手的是民穷财匮、内忧外患交织的烂摊子。面对时艰，他回天乏术，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于魏忠贤大案的处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与客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崇祯皇帝上台后，也曾猛砍三斧头，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宦官最贴心，因此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宦官委以军事大权，让他们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以及担任镇守和守备。所谓京营是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的军队。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30多万人马，而且装备精良。崇祯帝当政期间，京营自监督、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大员，皆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这些太监正如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样，“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大顺军炮声一响，这些人立刻作鸟兽散。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祯二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杨太监的话，认定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于次年八月，将袁崇焕处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从此再无抵御后金的优秀统帅。
再说他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朱由检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与历代皇帝一样，无非是剿与抚，但他对剿、抚经常是举棋不定。就抚而论，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明朝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朱由检对此事认可，甚至说过“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崇祯四年正月，朱由检派御史吴牲往陕西放账，但拨给他的帑银却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地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 。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抢大户的粮食借以活命，造反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帝的决断不当有关。
李自成身经百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战略眼光，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即迅速溃败。
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在西安登基当上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李自成在建立政权后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卒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李自成进京，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史学家说法不一，顾诚(明清史专家)估计是10万人，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轻敌思想，尤其是对关外的清廷认识太少。清廷曾派人递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建议联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山海关之战，他至多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的兵力是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10万以上的清兵，在总兵力上超过李自成军三四倍，而且大顺军与强大的清军是头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终于一战而溃，从此走上败亡之路。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据清初史学家戴笠、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6] 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银不停地运往西安，可以看出李自成的目光短浅!他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在明宫里过把皇帝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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