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汉朝的丧葬习俗，很多人会想到厚葬，实际上厚葬并非从汉代开始兴盛，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开始兴起。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汉以前的厚葬风丧葬习俗是社会历程的多棱镜，它可以从多个层面映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当时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汉王朝前后历经400余年的时间，丧葬习俗不可能一成不变。

　　一、春秋时期，百家争鸣

　　1.儒家的看法

　　春秋时期儒家所倡导的孝道观念对往后几千年的丧葬习俗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句话本身只是希望人们对待死去的人可以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受到尊敬和爱戴，并未切实倡导或者促成厚葬行为的出现，相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反而提倡节俭以及适度，要符合周礼，而过度和不及都是不被儒家提倡的背礼行为，且在孔子看来，丧礼的奢简并不是判断孝义的标准。“儒家鼓励人们对葬礼采取比较重视的态度。

　　真正的儒家倡导厚葬是从孟子开始，孟子为其母送葬，其弟子充虞认为他制作的棺木太过奢华。可见儒家的丧葬观到了孟子时已与孔子大不相同，由此厚葬也被冠以礼和孝的美名。只不过孝道观念在之后各朝代统治者的理念中被逐渐拔高，成为导致厚葬的直接动因。另一点就是有学者认为汉代的厚葬之风是缘由于汉承秦制，从秦代继承发展而来的，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首先秦受法家思想影响很深，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已经使法家思想深入统治者和大部分民众的内心，而早期法家在丧葬方面提倡薄葬，他们大都是实用主义者另外，在河南三门峡、睡虎地秦墓中虽有兵器和竹简出土，但由于这些地区墓葬多是征战牺牲的秦军将士、官吏，所以这些随葬品对他们来说是生前经常使用的器物，也属于实用器物。

　　2. 法家的角度

　　而后法家思想发展到韩非时其丧葬观也发生了变化，韩非对儒家的厚葬和墨家的节葬都未做出批评，而是各论了两家之短长，主张取其中庸，因此到了战国后期，历代秦王的陵寝占地面积逐渐变大，在陵墓旁修建各种陪葬建筑，但从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来看却并非厚葬，秦东陵一号陵园即昭襄王陵南部主墓被盗，盗掘出竹简、漆木高足豆、玉片等物，都是一些日常实用之物，并无任何奢华的珍宝和制作的明器。秦代的厚葬体现只有秦始皇陵是唯一的特例，这与秦始皇本人为彰显自己千古一帝的身份以及求长生求成仙的思想不无关系，而以秦始皇陵的厚葬来判断整个秦王朝都实行厚葬实为不妥。

　　二、西汉厚葬之风及原因

　　1.初期的节俭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经历战乱完成统一，直到文景之时，都一直实行无为而治，倡导节俭，文帝更是亲自践行薄葬，在他临终之前曾下遗诏“当今之时，世皆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文帝并非薄葬，但帝陵的薄葬应当是相对而言，应根据某一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为判断标准。

　　如在汉代将姜寨7号墓中出土的石珠、骨珠、玉耳坠等作为厚葬实为不妥，但这放在新石器时代，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而言，就属于厚葬。且作为一代帝王能有如此生死观和体恤百姓的心情已十分难得。到了西汉中期，尤其武帝时期，整个西汉王朝开始日益强盛起来，经过西汉初期长时间的与民休憩，经济的富足为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加之谶纬、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神仙方术的盛行，都影响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使得厚葬之风盛行。

　　首先，西汉时期厚葬的盛行与时人的鬼神观不无关系。先秦典籍中已有较多关于鬼神的记载，延至汉代，从高祖建国之初开始，就“甚重祠而敬祭”，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也常问巫占卜，由于统治者的倡导，民间出现了巫众和大量祠堂，遍布各地的祭祀庙宇和祠堂也为汉人的鬼神信仰提供了场所，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征服南越后。

　　又在先秦灵魂不灭以及灵与肉相结合才能成为鲜活生命个体的观念影响下，汉人认为当一个人去世之后，若他的灵魂与肉体重新结合，这个死去的人便可重生为新的具有生命的个体继续存在，这也是为何汉代人如此重视死后之事的原因，因为想要通过一些措施使逝去的人生命得以延长，而对肉身的保护便成为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在丧葬上就体现出多重棺椁、棺椁外使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给死者穿多件外衣以及以玉衣为代表的各种丧葬用玉。以马王堆一号墓为例，其棺椁由三棺三椁构成，“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厚三十至四十厘米，共约一万多斤。

　　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六〇至一三〇厘米”，“尸体包裹各式衣着约二十层，然后自头至脚横系丝带九道，再在其上覆盖泥银彩绘黄纱丝锦袍一件，绣花绢丝棉袍一件”。而玉衣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可以寒尸，使尸身保持不朽，以满城汉墓为例，刘胜及其妻窦绾各着一件玉衣敛葬，除了玉衣之外，两人的尸体均用玉质塞封住九窍，其次，由于先秦儒家的孝观念被过度夸诞。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自确立了董仲舒新儒学的正统地位之后，对《孝经》格外重视，确立了其经学地位，《白虎通义》中记载“夫孝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礼乐仁之本”，汉代的察举制把官吏是否行孝纳入到考核标准中，明确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平帝制定学官制时在乡和聚的学校中各“置《孝经》师一人”，而乡和聚属于汉代最基层的组织，在这里的学校设置经师讲授《孝经》可以使孩童从小就受到关于孝道的启蒙教育。

　　统治者的种种举措都使得汉代孝观念深入人心，而行孝的基本原则之一安葬过程更为颇受关注，从而导致厚葬日益兴盛。到了西汉晚期，汉初的孝行已经基本丧失了原本的寓意，而被寄托成追名逐利与政治挂钩的社会活动，致使厚葬之风愈加风靡，已经严重消耗社会财力，成帝已经注意到了“生不极养，死乃崇葬”风气的危害，因此他在位时不得不下诏禁止厚葬风气。西汉晚期的厚葬之风已经达到了需要依靠诏令来禁止的地步，从公顷列侯至普通百姓都倾尽所能去筹办丧事，关于行孝最本初的意愿已经被曲解，得以光扬的只有侵害社会经济和违背道德风尚的邪气歪风。

　　结语

　　葬俗既存在传承性，同样也具有转变性。西汉时期的厚葬带来了劳民伤财和追名逐利的不良影响，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提倡薄葬。汉代的薄葬思潮从文帝时就已出现，武帝时厚葬之风发展登峰造极，但与此同时事关薄、厚新旧思想的斗争也随之渐进到一个新里程，杨王孙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他自幼“学黄老之术”，虽“家业千金”，却选择裸葬，他认为实行厚葬就是阻碍人们回归自然本真，面对好友祁侯的劝阻，他说“夫厚葬诚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於中野何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裸葬行为借以转变当时的厚葬习俗。这一思潮到东汉时期愈发盛行，东汉帝王更是亲自下诏推行薄葬，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都曾下诏禁止厚葬，部分学者也在著书立说中表达对厚葬之风的不满，比如王充和王符，王充在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神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薄葬思想，王符不同于王充的是，他并未从理论上进行批判，而是举尽厚葬之事实和危害，他还指出，厚葬风气的盛行皆由帝王权贵所引，呼吁应立民众之表率，破厚葬之风俗。

　　其他官僚阶层推崇薄葬的同样大有人在。赵咨在延熹年间担任敦煌太守，他十分赞同杨王孙的裸葬，且两人所表达的观点又大致相同，他认为厚葬属于淫邪行为，“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倾家荡产以求厚葬实在是“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他认为“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何熙“在军临殁，遗言薄葬”;崔瑗死后嘱咐其儿子崔寔不要把他的尸体运回故乡，就地埋于洛阳，并且“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马融死时“遗令薄葬”;东汉时期有诸多官僚士大夫均对厚葬持批评态度进而主张薄葬。从这批人的卒年来看，樊宏卒于光武51年，何熙卒于安帝113年，崔瑗卒于顺帝144年，马融、李穆姜和赵咨均卒于桓帝时期，所以这一思想是贯穿东汉时期始终，而又以东汉后期最为广盛。可见东汉时期提倡并践行薄葬观，且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总体金器数量来看，东汉确实较西汉变少，这与东西汉葬俗的变化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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