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份明确的“罪己诏”出自哪位皇帝?历史上第一份明确的“罪己诏”出自
众所周知，古代皇帝金口玉律言出法随，理论上是不会犯错的上天之子，笼罩在皇帝身上的耀眼光环一般不容被打破，但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之时，皇帝也会自责或检讨自己过失，于是会发出一种口谕或文书，公告于天下，这就叫“罪己诏”。
历史上第一份明确的“罪己诏”出自汉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书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这一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
总的来说，汉文帝的罪己诏有着明确的定论，但历史上汉武帝的轮台诏却有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认为轮台诏就是罪己诏，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轮台诏是不是罪己诏，看似小问题，其实背后代表着汉武帝重大国策有无转变，因此非常值得研究。所谓轮台，即轮台国，是汉代西域36国中的城邦之一，于公元前102年被李广利所灭，在车师国以西千里，如今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
强硬自私的汉武帝
汉武帝性格极其强硬、自私，在巫蛊之祸后续处理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所谓巫蛊之祸，就是太子刘据遭到陷害，无奈之下发动宫廷政变，还有一种深度解释是“守文”的刘据集团，与“崇武”的汉武帝集团发生冲突，当两股势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就引发了巫蛊之祸。那么，巫蛊之祸被扑灭之后，汉武帝有没有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如何处理刘据和陷害太子的人呢?真相颠覆我们传统认知。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经过壶关三老令孤茂、田千秋的上书，汉武帝幡然醒悟，知道刘据“惶恐无他意”，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刘屈氂、苏文、李广利等人告状谋反言过其实。于是，汉武帝做了两件事：一是建思子宫、思子台，以寄哀思，期魂来归，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悲伤，二是严厉清算当初参与谋害刘据的人，江充满门抄斩，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刘屈氂被腰斩于市等。
然而，只要看一看汉宣帝刘病已的身平，就明白汉武帝没有对刘据有什么真正思念，只是利用对刘据的思念来打击反对刘据的一党罢了。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之后，襁褓中的刘病已被收进监狱，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下令将官狱中的犯人不分罪过轻重一律杀掉，包括皇曾孙刘病已，只是因为忠臣丙吉阻扰劝说，汉武帝此后才大赦天下，在监狱待了五年的刘病已才得以出狱，后为祖母史家所抚养。
如果汉武帝真思念刘据，为何不重视刘据唯一血脉?为何一边建思子宫，一边对刘据妻儿、党羽继续定罪杀戮?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唯一解释就是：汉武帝性格自私又强硬，是一个薄恩寡仁的政治强人。那么，连自己血脉都不顾的政治强人，真的会下“罪己诏”吗?
汉武帝的“轮台诏”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掀起了大清洗，曾经参与其中的李广利也没能逃脱。但公元前90年，李广利已率领大军北击匈奴，人不在长安，于是汉武帝就将李广利的妻儿逮捕囚禁。起初，李广利想要立功赎罪，一路猛追穷打，但盲目进军，以求侥幸，遂挥师北进，深入匈奴，以至遭遇惨败，7万汉家儿郎葬送异域，最终李广利深知回国必死，就此投降了匈奴。
这一次失败对汉朝和汉武帝影响巨大，汉武帝耗费数十亿钱北击匈奴，却近乎全军覆没，这让汉朝内部人心不稳，民众不堪压迫，甚至发动暴乱，而且大大削弱了汉朝的实力，国库空虚，汉朝无力经营西域。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了一份诏书，即《轮台诏》：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兵败表示悲痛，但同时仍要求各级官员提出补充武备的方法。
轮台诏是罪己诏?
古代皇帝的罪己诏，说到底就是皇帝自我批评，诏书中一般都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身上，存在无法推卸的过错，常用格式语言是《吕氏春秋》的“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全是自己的错，不关其他人。需要说明的是，帝王的自我批评，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帝王自我批评就变成了“罪己诏”。
那么，《轮台诏》是不是汉武帝的自我批评呢?其实，通篇都是汉武帝在推卸责任，字里行间并没有什么悔过，最后还提到要整军备战，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一，《轮台诏》第一句话是“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说的是有官员上奏，对百姓每一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以接济边疆费用，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可是现在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
二，轮台在车师国西边千余里，离传统汉地非常遥远，汉军后勤补给问题极为严峻，导致数千人饿死途中。汉武帝说：“朕调用酒泉郡的驴和骆驼驮运粮食，前往玉门关外迎候军队。官兵们从张掖郡出发，路途不算很远，却还是前后人马分散，很多人因此滞留不前。”
三，接下来，汉武帝说“曩者，朕之不明”，意思是说在过去，朕不明智，但这种不明智，不是皇帝本人造成，而是朝廷上下官员认为北击匈奴是吉兆，甚至查阅周易占卜发现，“皆以为吉，匈奴必破”，且“卦诸将，贰师最吉(以李广利为帅最吉)”，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北击匈奴，但让他不要盲目深入。
四，李广利的兵败，让朕内心痛苦，但这时还有人提出轮台屯田，让天下人受惊和劳累，这不是优待百姓啊。如今边塞涣散，士卒生活困苦不堪，烽火陷于荒废，甚至有人擅自逃出塞外，但竟然无人禁止、无人上报。最后一句，“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最后这句话非常关键，汉武帝依然没有放弃之前的武备。
可见，单纯从轮台诏而言，汉武帝并没有表现出对过去一切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因此，《轮台诏》最多只是一个“不彻底的罪己监察”，将它看成汉武帝的罪己诏就言过其实了。
更为重要的是，从后续发展来看，轮台诏不是汉朝从“崇武”转变为“守文”的根本转变的标志性文件，最多只是暂时在西域局部地区的战略性调整。
首先，提出屯田轮台的桑弘羊等，一直被汉武帝重用，直到汉昭帝时期桑弘羊还与霍光争权;汉武帝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都一直执行汉武帝的“崇武”政策，并未改变汉武帝定下的国策。
其次，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辩论中，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发生剧烈冲突，桑弘羊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但贤良文学却一直攻击汉武帝穷兵黩武，要求改变“崇武”国策，如果汉武帝晚年已经改弦更张，那么贤良文学还有必要攻击汉武帝吗?只要说汉武帝晚年已经改变国策，就能堵住桑弘羊的嘴了，显然盐铁会议从侧面证明汉武帝晚年并未改变国策。
学者辛德勇在《从尚功到守文，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指出，认为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刘彻形象是经过司马光有意塑造的，真相是不改初心：所谓“轮台诏”，绝不是汉武帝对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追悔，只是总结李广利和莽通这两路兵马军兵败的教训，在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之后，调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用兵于外的政治路线。
其实，如果汉武帝真的改变想法，可能就不是我们熟知的汉武帝了，即便到了晚年，即便错了，也是一个坚持不认错的倔强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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