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他还是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起看看吧。
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
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
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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