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是汉末时期建安七子之一，虽然作品不是很多，但也有不少名作，加上他诗歌中隐喻的社会问题，也值得人们下功夫去研究，他的儿子阮籍后来被列入竹林七贤之中。
阮瑀字元瑜，年轻时候求学于蔡邕，被蔡邕誉为“奇才”，在当时小有名气。据说曹操在听闻阮瑀的才名之后，便想着召他为自己的属官。
没想到在曹操的连番招揽之下，阮瑀被迫逃入深山之中进行躲避。不甘心失败的曹操于是就命人放火烧山，阮瑀终于在不得已之下响应征召。
因为阮瑀好几次驳了自己的面子，曹操在一次宴席之上，故意把阮瑀安排到乐队里面，想要让他在众多宾客面前出丑，想要以此来解气。
没想到阮瑀除了文采出众之外，更是精通音律，当下就抚弦高歌，先是推崇曹操立下的功绩，接着就表示自己愿意为这份事业尽一份力的思想。
曹操在听了之后喜不自胜，阮瑀不说还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厉害，之前对其的种种不快一扫而光，从此军中檄文书信大多都出于阮瑀和陈琳两人之手。
而阮瑀能担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这一职位，才学方面自然有其出众的地方，有一次曹操请他代写一封书信，阮瑀片刻之间就将写好的信呈了上来。
曹操见信这么快就写好了便以为是初稿，正准备提笔进行修改，仔细一看才发现此信浑若天成，以曹操的文采竟也无从下笔，不能增损一字。
阮瑀的散文以“章表书记”闻名于天下，与曹操军中同样负责撰写檄文的陈琳相比，阮瑀的文风少了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两人文风不同最简单的理解便是，陈琳是和你来硬的，而阮瑀是和你来软的。
在建安十五年，孙权刘备两家和亲，准备联合对抗曹操，阮瑀就秉承曹操意志著《与曹公作书与孙权》，想要拆散两家的联盟，劝孙权和曹操一同侍奉汉室。
全文语气委婉显得谦逊心诚，却又带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将孙权和曹操置于同等的位置，虽不明加斥责却绵里藏针，文中全是对孙权的批判之意。
还把昔日赤壁之战曹军的败北归于疫病，把周瑜贬得一无是处，言外之意就是让孙权不要以为打了一场胜仗，就以为能够抵抗曹操的大军。
除去檄文之外，阮瑀的散文中不得不说的就是《文质论》，正因孔子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文”与“质”就成了后人论述的重点。
对于一个人在“文质”上到底应该侧重哪一点，阮瑀的观点是“文”与“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缤纷的文采能更好体现人的内质，而没有内质的文采便失去了意义。
但是阮瑀在认为文质两通、各有其用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质”要比“文”更加重要，他引用器物来对两者进行比较，“丽物苦伪，丑器多劳;华壁易碎，金铁难陶。”重质轻文的思想十分明确。
在文章之外，阮瑀的诗歌方面也极具特色，最突出的便是诗中带有的感伤色彩，尽管阮瑀幸存于世的诗只有十四首，但是各方面涉及很广无所不容，也十分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这一股感伤色彩同当时社会的环境息息相关，汉末战乱不休，社会动荡不安，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而担忧，而哀叹这种现象变成了当时诗歌的主旋律。
例如在看到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亡时，阮瑀深深了解到生命的脆弱，在“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这一首《怨诗》中，阮瑀用他满腔的悲愤，将来自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怨声倾吐出来，即使历经千年后再读也能体会到那种伤感。
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这一股感伤色彩同阮瑀的志向、性格也有关系。他本乐于归隐，却被迫踏入仕途;他本安于贫苦，却愿为其他受苦的人民发声。
功名利禄对于阮瑀来说如若粪土，在跟随军队时期，从他诗中丝毫不曾见到出征时的壮志豪情，反而全是对这趟行程的不满和感伤。因为每一次出征，都代表着又要有不知道多少人死于战火之下。
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能改变，只能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让自己的一生不留遗憾。阮瑀多愁善感的思想意识，也许是来源于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极深，因此面对生命的消逝才会如此感伤。
阮瑀的感伤不仅仅是对人民所遭遇的苦难，更多是生命本身的价值被一些人所忽视，而自己对这种现象却无能为力的忧愤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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