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每次泛滥都会给两岸人们带来巨大灾难，所以黄河的治理，历来是我国治河史上的大事。但是历次治河除了完成治洪防灾的目的外，有时又会给沿岸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甚至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这首《早发黄河即事》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贾鲁治河之前，反映的是在此之前元朝治河的现实，其目的就是为即将进行的贾鲁治河提供借鉴。
自金代起，黄河改道，由淮河流入海中。元朝建都大都，离黄河较远，因此对黄河防灾重视不够。直到黄河威胁到大运河之时，才不得不整治黄河。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白茅堤决口，六月金堤决口，沿河城镇均遭受水灾，黄河之水又溢入会通河，威胁到运河安全。朝廷内部就水患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至正九年，元顺帝令群臣商讨治河，丞相脱脱召大臣研讨治河方略，贾鲁(1297～1353)力排众议主张“河必当治”、“必疏南河塞北河”，主张整治黄河。贾鲁提出治理黄河的两种方案：其一，修筑北堤，制止决口，费用开支小;其二，采取疏、塞并举的方法，使黄河改道东行，恢复原来的水道。当时，贾鲁这两个方案均未被采纳。至正九年闰七月，黄河灾情更加严重，复出的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抓紧了治河计划，元顺帝召集群臣，商讨治河大计。当时参加讨论的大臣，议论纷纷，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参加此次讨论，并重新提出了他的治河二策。丞相脱脱力排众议，采用了贾鲁的第二种方案，决定开始治理黄河。
贾鲁画像
贾鲁的这两个方案，都是经过实地考察、并针对现实的问题提出的，有很大的可实施性。但是第一条方案，是针对元朝财政不足提出的，只是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这是因为修筑北堤，开支虽低，用工节省，但是北溢到山东境内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大湖泊，而此后泄洪能力又小，这就使得洪水无法排泄，只能停留在沛县周围一带，新筑北堤也只能阻止河水继续灌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到那时旧的积水没有排泄，新的洪水又溢，将会加剧灾情的程度。而第二方案，采取疏、塞并用的方法，使黄河恢复故道，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案。这一方案，工程规模巨大，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都将会大大超过第一方案，但其效果更好，不但可以解决黄河洪水泛滥问题，而且可以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
至正十一年四月，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大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领河南、河北诸路军队，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二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人投入治河。这次治河主要方法就是疏、浚、塞并举，先疏后塞，首先要疏通从黄陵岗至哈只口的黄河故道，以及疏通凹里村到杨青山的减水河，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其次，就是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坝，主要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这是决定治河成功的关键一役，经过七个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决口堵塞成功，黄河返回故道，与淮河汇于一处，向东流入大海。贾鲁回朝，向顺帝上《河平图》。贾鲁在堵口技术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工程结束后，贾鲁被召回京城，擢升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丞相脱脱进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同年冬天，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攻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逝于军中，年五十七。
贾鲁为官恪尽职守，尤其在治理黄河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总结前人治理黄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等治河方法结合起来，把泛滥成灾的黄河勒回了故道，保证了运河的安全，有利于漕运顺利进行，使黄河下游也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贾鲁治河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元顺帝命翰林学士欧阳玄制“河平碑”，以及编撰《至正河防记》，记载这次治河经过、方法和经验，这也是治河文献第一次详细地记载治河方法，为后人治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但是贾鲁治河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黄河的泛滥，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加剧了元末的社会矛盾。贾鲁治河时又劳民伤财，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极大，据统计，总费用为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之大，是古代治河史上不多见的。巨大的开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治河民工又遭受治河官吏的克扣和驱使，正如诗中所写：“驱夫如驱囚”，“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这使得原本已经很深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这次时机发动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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