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之而中国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译文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中，有的人却受到排挤压抑。所以官场上下因循守旧、偷懒怠惰，只要讨得别人的欢心罢了，即使有能干的人在职位上，也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创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作者四十八岁，年初任翰林学士，四月，神宗诏王安石进京，越级与神宗直接对答。宋神宗赵项二十一岁继承皇位，和仁宗、英宗相比，他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因而继位不久，便从江宁将王安石诏回。据《宋史·王安石传》：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所治为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日：“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日：“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政，庶同济此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面对神宗的频频垂询，于是王安石写了这篇文章。
赏析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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