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随着成文
礼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讼者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随着辩者根据辩护要素进行统察发掘问题，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对获取的诸多条件进行概率统计及最优化决选的辩察，因此称他们为“察士”。随着察士根据最优论点进行公讼，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运用理性逻辑的不造成歧义的非文字游戏的语言写出逻辑明确的法律条文及条约，讼者必须加以大量的历物辩题、现实/模拟案例锻炼，因此又称他们为刑(形)名家。
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后来逐渐出现了一批以人的认识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他们致力于论辩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学派。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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