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和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37王，享国共计790年。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一文中曾说道：“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柳宗元这番话，有一处也许与史不符。在现代学者们看来，西周之前的夏商时代，东亚大陆还处于方国政治时代;也就是说，西周之前，分封制(封建制)还没有出现。但他对于封建制之所以出现的结论——“势不可也”，却基本符合史实。那么周人为什么创建分封制为何会是形势所迫呢?
在商周之交，周人与商人很早就产生了裂痕，虽然表面上和谐共处，但私底下周人早就下定了推翻商王朝的决心。可周国与商国的实力对比，却有着云泥之别。周人称呼商国，都称之为“天邑商”、“大邑商”，从这两个称呼上就可看出周人对商人的仰视态度。后来武王伐纣取得成功，但周人首次东征的政治成果并不稳固：不但商人旧族没有彻底心服，天下其它很多实力派方国也并非顺势就臣服于周。按张荫麟先生所说：“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不因此便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因此就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
所谓的“旧诸侯”，其实大多是在商代各自割据一方的自治方国。商人统治天下时，依靠强大的宗教思想并辅以实力来控制住了这些方国。但依靠宗教思想来控制众多方国的方式，显然并不稳固。商代社会，其实更像是一个不稳定的部落联盟或是方国联盟。周人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推翻殷商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纣王自绝于同盟：不但在商王室内部大肆杀戮，还执政残暴疏远了众多方国。最终商纣王成为了独夫民贼，才被周人顺势推翻。
消灭暴君商纣王确实是众望所归，可殷商旧族、以及众多方国，凭什么要承认弱小的周国为新的宗主?这就是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的天下大势：虽然纣王已死，可殷商旧地的遗族及众多方国并没有臣服于周，甚至多数还对周人的征伐充满了怨恨!这样的形势之下，不要说郡县制，连分封周人都不敢大规模进行。
首次东征成功之后，周武王主导了第一次分封。可这次分封的对象，却大多是古代圣王后裔——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等古代帝王的后人。这种分封，显然“统战”意味更浓：这些先王之后，大多都已占据了一块地方自成方国，周人不过是顺势承认其合法占有，在名义上将这些方国纳入周王国体系。除此之外，周王室还在内部进行了分封，但仅限于核心亲信：如姜尚、周公、召公、霍叔、管叔、蔡叔等等。这些亲信的分封都是周人原来已经占领之地，并不涉及殷商旧地。如周公之后首次分封就是在河南鲁山附近，并非后期鲁国所在地。这种分封是为了激励功臣，但范围并不大。
周武王驾崩后，原本就不服气的殷商遗族趁机煽动霍叔、管叔、蔡叔起来造反，这让新生的周王国顿时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在外部，殷商遗族大规模叛乱;在内部，不但“三监”甘心与殷商遗族联合，连尚在镐京的周人都对周公旦执政心存狐疑。外部敌人强大，内部的首脑却是新人，其权威还未得到众人认可。一不小心，周王国就可能立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为了平叛，周公旦力主主动出击，进行二次东征。但因威望不足，遭到了周国内部众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周公旦占卜得出了吉兆后，众多周人仍然是反对声不断。
最终，还是周公旦乾坤独断，坚决主张出击，周人的二次东征才得以实施。
外部敌人不但包括殷商遗族，还有东夷、淮夷及其它原本就不服从于周人的众多方国。这些反叛势力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很难在短期内控制住局面。内部臣民，大多不信任周公旦能力，不断地向他的执政权威发起挑战，让周公旦的执政寸步难行。如此情形之下，在二次东征之初，周公旦常常是“一饭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捉发”——每天都是火烧眉毛，每天都得四处救火。
为了彻底终结这种被动救火的困局，周公旦才不得已祭出了分封大旗：将天下反叛之地按人头分封给亲戚与功臣，鼓励他们以武力去占领、征服这些地方。作为回报，得到分封的诸侯能合法地占有这些地方，并可世袭传承!所以，钱穆先生评价这次分封，就说：“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而周王室推出这次分封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广大功臣亲戚，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分担周王室平定叛乱的巨大压力。
最终，凭借分封制，再加上藉田制对商人底层的巨大吸引力，周公旦在短短数年内就平定了商人叛乱，取得了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
就在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分封制正式成为周人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就是分封制之所以会出现的“势”：需要充分激发内部积极性，以彻底战胜强大的外敌!
郡县制的雏型，最早是出现在春秋初。楚武王熊通在杀死侄儿篡位成功后，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创立了县制。
楚武王能成功创立县制，存在内外两大条件。
在内部，楚国公族势力强大，向心力较强。楚武王能顺利杀死侄儿成功篡位，证明了公族势力对楚武王十分信任，不需要再另外推出特殊政策来笼络他们。楚国内部人心较为统一，这是楚武王能创立县制的内部条件。
在外部，楚武王篡位之时正逢西周覆灭、周王室刚从“二王并立”的内耗中走出不久，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东周其它诸侯国群龙无首，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对原本就在南阳盆地内实力超群的楚人来说，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扩张机遇。
内部没有掣肘势力，外部又无强大敌人，所以楚武王在反思了分封制的种种弊端后，在灭了权国后，果断地改权国为权县，正式创立了县制。与分封制相比，县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分权的控制力度。
县制的创立，是春秋政治家们在面对西周覆灭的乱局时，深刻反思分封制弊端后作出的一次改革。从楚国在春秋早中期的疯狂扩张来看，这次改革无疑是相当成功。到春秋中期，因为长期推行县制，楚灵王才能自豪地向下臣炫耀：“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
楚国之后，郡县制还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优化才最终成型。在加强中央集权这点上，郡县制确实比分封制更具优势;但其劣势，却是对于属下的激励效应要弱于分封制。因此，以周武王所面临的天下大局，在当时推出郡县制的时机并不成熟。当时周人实力弱小，如果不能有效地激发内部的积极主动性，还如何来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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