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是明末名将，自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兵败身亡的25年间，他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民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他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
一、首次出山
孙传庭出山后第一仗是迎战闯王高迎祥。崇祯九年三月，孙传庭自荐去陕西巡抚，在此之前孙传庭只是一介书生从来没有带过兵去过战场打过仗。此时陕西是帝国局势比较紧张的地区，洪承畴正在陕北对付李自成。闯王高迎祥也正在河南向陕西汉中转移，路途中第一次遇到孙传庭。由于高迎祥以前未曾听说过孙传庭的名字，所以他听说孙传庭挡住了他的去路时丝毫没有惊恐，他认为朝廷现在能打仗的就是洪城畴和卢象升，这个什么孙传庭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当高迎祥以数倍兵力迎战孙传庭时，打了几仗，除了自己损兵折将外丝毫撼动不了对方军队，凭多年的作战经验他就感觉这支部队绝对不寻常，对面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将领而是一个军事才能远超洪承畴的将领!于是他赶紧停止战斗往后撤军想绕小道子午谷去西安。
当高迎祥撤军时，军事嗅觉十分敏锐的孙传庭就预料到高迎祥想要学当年的魏延偷袭子午谷去西安，于是提前就在子午谷黑水峪进行埋伏。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偷偷向子午谷出发准备去西安，由于子午谷道路非常狭窄，而且天还下着雨，高迎祥士兵行走非常缓慢。十几天后，高迎祥军队才走完子午谷一半，人困马乏，正在他们跋山涉水行至一个叫黑水峪的时候遇到到正在黑水峪等他十几天的孙传庭。孙传庭以逸待劳伏击兵力十倍于自己的闯王高迎祥，激战四日，于崇祯九年七月二十日，在一个山洞里活捉闯王高迎祥押往北京。
孙传庭出山后第二仗就是迎战李自成。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李自成率领的民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初，只有河南民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
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民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民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民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民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
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朝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饷银 280万两。但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
崇祯十一年，孙传庭、洪承畴、祖宽、祖大弼、曹变跤兵分五路合围李自成、张献忠于甘肃杨家岭、黄龙山一带，并歼敌两千多人。李自成带着一千残兵败将逃入深山密林。孙传庭说“李自成现在已是丧家之犬，正是消灭他的最佳时机，否则时间久了他必将从山里出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消灭就麻烦了”。但洪承畴不答应，说：“无论李自成从山里哪里出发，他必将经过陕西潼关的南原，南原是李自成的必经之路!当李自成的残余部队从山里出来进入南原时再进行合围。”
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调集三万军队埋伏在潼关南原隐蔽处，等李自成一千残余部队进入包围圈，孙传庭部队与李自成残余势力厮杀了一天，最后只剩下连自己才十八个人乘着天黑落荒而逃，逃向河南商洛山。孙传庭说“除贼勿尽、必有后患”他建议追到河南一定要彻底除掉李自成。
正在这关键时刻，崇祯皇帝下旨急调孙传庭、洪承畴去辽东抵御后金。原因是崇祯十一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戒严;十一月九日，清兵再从喜峰口入关，在杨嗣昌的建议下，崇祯急调卢象升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五千人马迎击五万清兵，卢象升在缺粮少兵的情况下与清军在巨鹿会战最终尽忠报国而死。
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以致耳聋。正是因为孙传庭意见没有达到实施，导致濒临死亡的闯王李自成几年之内死灰复燃。
崇祯十二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就在孙传庭被关押几年里，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第二代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二、再次出山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改赴陕西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但他亲自训练出来的秦兵主力已经被崇祯听杨嗣昌的话解散了。此时中原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一是陕西兵;二是湖广兵;三是保定兵。
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汪乔年和孙传庭，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陕西兵的主将是贺人龙，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刘泽清的山东兵，朱大典的南京兵等，力量小而分散。崇祯帝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三军主将尾大不掉，不能协调配合，导致战事惨败。朱仙镇战役后，杨文岳逃到汝宁疗伤，左良玉逃到襄阳喘气，孙传庭则在陕西闭门休息。
柿园之战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帝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偷偷接近民军，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
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孙传庭在力不如人的时候，以智取胜，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兵力上战优势的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孙传庭率军撤回陕西。
对于本次战役失利我个人分析如下。对于战争不同的将帅有着各自不同的节奏掌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朝廷干涉过多，就会打乱了临战将帅的既定节奏。在陕西当地缙绅的不断上言中，崇祯终于坐不住了，史料中‘促传庭出关，促战益急’这样的记载不断出现。无奈孙传庭只得匆匆领兵出关与李自成作战。虽然出兵仓促，具有卓越军事天赋的孙传庭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连战皆捷。
李自成利用官军饥困的窘境，‘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趋利。贼觇我军嚣，反兵乘之，诸军皆溃。’这便是出兵前孙传庭极力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就是说士兵还需要训练和加强军纪约束，如若不然很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而在孙传庭被捕入狱三年时间里，杨嗣昌出走四川，与洪城畴、祖宽等围剿张献忠于四川湖广一带，河南空虚，李自成独走河南，得李精白之子李信。李自成听从李信的建议，散尽所有掠夺财物赈济灾民，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词，被饥民爱戴，一下子归顺李自成的民兵不计其数。
经此一战，孙传庭重新审视了李自成这个曾经的敌人。认识到李自成早已浴火重生，变的更加强大，强大到他自己已经没有百分百把握战胜了。所以孙传庭及时调整了战略，由原来的攻势作战改为防守。计划利用潼关以保证京师的上游，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明军就有喘息的机会，而且趁这个时机应该抓紧操练新兵，谋定而后动。此时的崇祯要是明智的话，面对帝国仅剩的这支可控的精锐力量，应该是小心保护才对。假如孙传庭再败亡的话，帝国就再也没有了可用之精兵、可用之良将。
汝州战役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除了招兵买马之外，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的白广恩统领。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
崇祯十六年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
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占汝州，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李养纯的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首先攻破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殆尽。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
后来民军逃入襄城，官军也尾随而至。面对危局，一些民军将士产生的投降的念头。这时大雨整整下了七天，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官军的后勤出现问题。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但是郏县早己坐吃山空，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躁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官军队伍大乱，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双方展开大战。
民军战阵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率先溃败。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民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民军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两次战役，某些官兵临阵倒戈，粮草匮乏都是失败的主客观原因，而两次战役正巧遇到大雨，也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关键因素。
三、精忠报国战死渭南
崇祯十六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
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
孙传庭的死，崇祯皇帝难辞其咎，又一次暴露出崇祯皇帝急功近利、刚愎自用的性格。崇祯不听良言，屡次催战，但又无法保障后勤，致使明军陷入绝境。崇祯听杨嗣昌的话私自解散孙传庭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秦兵主力，导致孙传庭二次出山时无精锐部队可带，只能临时募兵，导致最终战败而亡，帝国最后的脊梁孙传庭就这样被他断送了。为何明将孙传庭获“传庭死，而明亡矣”如此高的评价?
第一，孙传庭是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孙传庭文武兼备，足智多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万历四十七年，孙传庭中进士，担任永城知县，后升为吏部验封主事及稽勋郎中，因不满阉党魏忠贤专政，辞官返乡。1636年起，孙传庭开启了他的戎马一生。
其一，他带领秦兵生擒高迎祥。崇祯九年，孙传庭自荐陕西巡抚，专职负责对付农民起义军。上任伊始，孙传庭自筹粮款，招募兵马，训练出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血性之师——秦兵。正是这支虎狼之师，在其后的历次战斗中屡立奇功。此时，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准备从汉中进攻西安，受到孙传庭的强烈阻击，高迎祥屡功不下。于是，农民军转道子午谷，准备直入西安。孙传庭早有准备，在子午谷设下重兵，伏击高迎祥。战斗异常激烈，秦兵勇猛顽强，以一当十，最终全歼农民军，活捉高迎祥，解往北京，高迎祥最终被凌迟处死。
其二，他配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崇祯十一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埋伏重兵，引诱李自成孤军深入，打了农民军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李自成仅剩18人逃跑。这一战，孙传庭几乎荡平了农民军，取得完胜，将“关中群盗悉平”。
第二，孙传庭忠君爱国，忍辱负重，独立苦撑大明江山。
首先，他蒙冤入狱。崇祯十二年，清军入侵，崇祯下令各路兵马驰援京师。由于孙传庭主张力战，和投降派杨嗣昌及高起潜素来不和，杨嗣昌千方百计阻扰孙传庭入朝觐见崇祯。孙传庭只好告病，崇祯听信谗言，罢免其所有官职，将他逮捕下狱。在孙传庭入狱的几年中，李自成乘机做大，兵力发展到数十万，占领河南。明朝束手无策，无人能挡。
其次，他忍辱负重，再度出山。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崇祯在无人可用的情况被迫启用孙传庭。孙传庭以江山社稷为重，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阻击李自成，挽救明朝的重任。但此时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传庭一手调教的秦兵已尽数遣散;农民军今非昔比，日益强大;明朝因两线作战，国库早已枯竭。孙传庭在一无粮饷，二无军队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全力抵抗李自成的进攻，在柿园之役和郏县之战中均告负。这两场战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决定了明朝的命运，并最终导致潼关失守，孙传庭战死。
第三，孙传庭是明朝的最后一根柱石。
曾经的崇祯，猛将如云，良才济济。如孙传庭、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孙承宗。随便挑出一个，都是能委以重任的大将，他们既能内平叛乱，又可外御入侵。但是，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袁崇焕，遭清人离间，最终被崇祯以叛国罪凌迟处死;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因粮草不济，被迫降清。卢象升，在巨鹿大战中同清军激战数月，因杨嗣昌拒给粮草，高起潜不施援手而以身殉国。孙承宗，以76岁的高龄率家人死守高阳，拒不投降，被多尔衮绑在马尾巴上拖死。
这些人的死，崇祯难辞其咎。他急功近利、刚愎自用。不听良言，屡次催战，又无法保障后勤，致使明军陷入绝境。他用人不当，听信谗言，妄杀忠良，致使忠臣受难，含冤九泉。当崇祯将自己挂在北京煤山的那颗歪脖子树上的时候，仍然至死不明 ，将亡国之罪归咎于他的臣子：“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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