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的雍正帝为康乾盛世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其中摊丁入亩是很重要的一项国策，那么这项政策具体是什么呢?为什么能让士绅们集体跳脚?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为什么要摊丁入亩

　　说到摊丁入亩这个政策就不得不提到明朝了，历史上明朝统治者为了拉拢士绅(在职或已退休的官员、取得功名但尚未做官的读书人都在此列)，对其多加拉拢，给予其各种特权，进行税收优免，后来发展到明朝中后期时，士绅们更是通过种种手段达到了“不当差、不纳粮”的程度，这些义务和税赋全由百姓们承担。

　　另外，除了各种杂项外，百姓们还要缴纳“丁银”也就是人头税，这就进一步造成了贫富日益分化，灾荒年月一来，贫民要么贱卖土地，要么借高利贷，最终的结果都是土地兼并。

　　而因为举人、官员，极其家人们，包括他们的奴仆都是不用纳税不用服徭役的，因此许多百姓为了避税纷纷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士绅们，或是干脆卖掉土地，甘心给士绅们当佃户，还有的则干脆逃荒，找地方当起了隐户，以此躲过政府的监管。研究者们认为，在明朝人口巅峰时期，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遗漏于政府记录之外，无法收上赋税。

　　这就导致了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不加税吧?政府没钱，加税吧?会加剧土地兼并问题，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躲起来不交税，国家财政结构进一步破坏，想进行改革吧?又是层层阻力，最终明朝廷却也只能饮鸩止渴。在这种情况下，士绅变得非常肥硕，但很多农民却沦为佃户、奴仆，或成为流民、饥民，并最终埋葬了明朝。

　　摊丁入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清承明制，一直以来清政府收税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像明朝那样对百姓征收田赋和丁税(人头税)，收人头税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人，就按每个人多少钱乘以人数来交丁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缴纳一样的丁银，这看起来公平，但却有很大的弊端。

　　富人和穷人缴纳一样的丁银，广大的贫民们明显负担更重，而富人却不会有什么感觉，小户人家，家财不丰，又因为人多地少，会逐渐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甚至被逼得卖田卖身、溺死婴童。

　　士绅们不用纳税，又有钱财，自然拼命买地，富人由此兼并土地，到康熙年间时，清朝主要的土地都逐渐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农民承担着繁重的税赋，但因为没有土地，不能生产，所以无力负担，这导致流民增加。封建地主垄断土地却不交税，不断扩大田庄还向上瞒报，要缴税的土地逐年减少，清朝廷能够收到的税赋自然也是年年减少，当国家在遇到什么财政难题需要大量款项时，又只能再向贫民加税，这又会导致贫民不堪重负，并爆发新一轮的农民起义。

　　一些百姓为了避税，开始更大规模的投献、逃荒，或是藏为隐户，让国家彻底收不上税，官僚们为了完成赋税任务，就不断巧立名目，将这部分的丁赋转嫁到其他农民头上，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朝廷财政持续下降。并且，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还会对下征收重税，对上却少报人口，造成吏治腐败，朝廷收入再次锐减。

　　当年发生在明帝国身上的事情就要在清帝国身上重演了，为了避免这个可怕的现实再次发生，雍正帝开始动手改革了。

　　为了解决财政困境，雍正帝开始了“摊丁入亩”的改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不过摊丁入亩并不是雍正帝的创造，而是完全照搬了明朝中后期条鞭性的摊丁入亩，只是明朝没有坚持下来而已，清人王庆云说：

　　“明嘉靖后行一条鞭法，均摇、里甲与两税为一，丁随地起(摊丁入亩)非权舆于(开始于)今日。”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头收税的旧法，改为按地收税，进行大规模检地运动，核田归税，将历代相沿的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并宣布“永不加赋”，这样就等于将流行中国两千多年的人头税(春秋时代就有了，秦汉时期称之为“口赋”、“算赋”、“口算”)废除了。

　　雍正帝依照“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原则，废除了士绅们的许多特权，与普通百姓一样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不过后来官绅一体当差政策并没有推行下去)。把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徭役银(也称丁银)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额——335万余两白银，平均摊入各地方的田赋银中，一体统一征收。由于各省各地的情况不同、赋役比例不同，因此分摊比数也各自有别。其中，直隶省每田税银一两平均摊入丁银0.207两;山东省为0.115两;河南省为0.117~0.207两;陕西省为0.153两;江西省为0.105两;福建省为0.527~0.312两，这就成了后来所谓的清代划一的地丁制度。

　　此后清朝人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地少得少交，地多得多交，没有土地的就不交，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民的负担，家中人口数增加不再是增加纳税负担了，少地或无地的民众压力骤减。

　　并且人口好隐藏变动很大，按人口征税计算很难，在古代的情况下很难确定一块地方到底有多少人，而土地则不好隐藏相对是不变的，因此只对土地征税是很容易的，税率、税额也都很容易确定，核算起来也更加方便，而且由于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富人手中，他们也有承担赋税的能力，有利于政府收税(相对来说)和保持社会稳定，浙江《嘉兴府志》上评价说：

　　“田亩起丁(摊丁入亩)，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无田的乡民、佃户和市民因不再缴纳众多的税赋，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负担沉重而逃亡了，这在客观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但对于地主富人们来说，摊丁入亩则是割在他们的肉，在雍正帝改革之后他们要承担的赋税远远多于之前，因此摊丁入亩的推行阻力很大。

　　从民间富户到官员士大夫们都愿意执行此项改革，进行各种推脱，甚至是抗争，最后雍正帝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将该政策推行到了一些地方，却也被士大夫群体所仇视，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一致抹黑和栽赃，导致雍正帝的名声非常不好。

　　而摊丁入亩政策实行之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威力，极大地增加了清朝国库收入，从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财政增长了近10倍。在雍正登皇帝位之初，为以往各种积弊所累，国库存银只有800万两，然而，至雍正统治末期，仅在十余年间，基于包括摊丁入亩制度在内的善政实施，国库存银已达6000万两，社会人口则从1661年的1913万，增加到了1790年的3亿之多。

　　摊丁入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稍微缓和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因为土地负担有所加重，他们购置田产的热情也就不那么高了(可惜到后来，地主通过转嫁负担于佃户，而继续兼并田产)，中国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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