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孙权凭什么固守江东52年，又为何迟迟不称帝，看孙策遗言就知道了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一看。

　　孙权剧照

　　人们对三国的认知，大多来自于《三国演义》。在小说里，作者给孙权集团的评语是占了“地利”的便宜。

　　这句评语的确不假，但东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一种不健康的“人和”，这种病态式的“人和”，之后也成为西晋的噩梦，最终还是被逼出了历史舞台。

　　先说“地利”，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有载，孙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

　　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孙策的一句遗言看穿了三国走势，也成为东吴的生存法宝。在遗言中最为关键的信息，只有四个字，就是“三江之固”。那么孙策所说的“三江之固”，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利”之势呢?

　　我们先来看孙策死时，东吴的地盘到底有多大?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此时的江东主要是指：“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还要算上庐江。

　　说白了，东吴占据的江东，实际仅有东汉扬州刺史部的一大半。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说江东有“六郡八十一州”，“六郡”没错，不过八十一州在州与县的概念上存有争议。

　　三国时代，地理位置划分一般以中原为中心，长江以内为里，长江以外称表，因此，长江下游从柴桑到建业这一段，呈东北走势的地区，被称为江东，也叫江表。

　　具体来看，江东位于扬州，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长江以南一带。孙策死时，在东吴所控制的地域里，北临长江的是丹阳郡和吴郡，对应的江段是“扬子江”部分。

　　扬子江的“地利”在于军事之利，北方的军事力量要想攻击东吴，只能从扬子江渡江，而这一段并不适宜渡江作战，江面宽达80公里，被发现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除了北部的扬子江，西部则是大别山、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东南则是一道天然屏障--大海。

　　因此，孙权的部将董袭说：“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这是东吴在军事上占据地理优势的自信之处。

　　但是，当时北部的吴郡等地，还是蛮荒之地，农业经济并不发达。不过西部的鄱阳湖平原到东部的太湖平原这一带，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盛产水稻，面积达到了五万平方公里，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

　　这是东吴在经济上的“地利”，周瑜曾形容江东为：“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就连诸葛亮也认为江东“国险而民附”。

　　所以，孙策的遗言明确揭示了东吴集团之后的发展战略，即守地利以待变，不直接加入天下争霸赛，依靠“地利”取守势，静观中原逐鹿的博弈之势，不断转变自己的地缘政策，从而取得利益最大化。

　　孙权根据孙策的战略原则，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确实是不断地转变对外政策，一会儿与刘备联盟，一会儿又倒向曹操集团。而且当曹丕和刘备相继称帝后，他也不着急追求“皇帝”的虚名，甚至还向曹魏称臣，但在原则上，东吴则一直维持着一个独立的王国。

　　直到东吴实力远超蜀汉，在建安228年击败曹休后，229年孙权才称帝建国。孙权之所以如此隐忍，就是为了忠实地执行孙策的战略方针。

　　但是话又说回来，单靠地理优势，也不足以抵御强敌。于是，孙策还给孙权留有另一段遗言，并非是《三国演义》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句话没有史料记载。

　　在《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段遗言，我们只看后半段话，意思就是让孙权大量启用栋梁之才，以保江东，这是孙策认为弟弟孙权的优势之处。那么，孙权在统治东吴方面具体有哪些政治优势呢?

　　东吴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两大集团的相互博弈和平衡基础之上的，这两大集团就是“三吴豪门”和“北来集团”。

　　“三吴豪门”指的是吴郡的四大姓，即顾、陆、朱、张;和会稽的四大姓，即虞、魏、孔、谢;以及后起的吴兴郡，周、沈两大姓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陆逊、虞翻、顾雍、朱桓、张温、周鲂等。

　　孙权初掌政权时，《三国志·吴书》中记载：“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这段话中的“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的就是原吴郡和会稽郡的地方豪族。

　　有趣的是，东吴政权的建立者孙氏家族并不是豪门出身，他们怎么将三吴豪门收归门下呢?答案也不复杂，东汉末世大乱，靠的是拳头，出拳的人就是孙策。

　　孙策剧照

　　孙氏真正起家，靠的是孙策领着一群来自北方的“狼”杀回自己的祖籍地吴郡，用武力征服了“三吴豪门”，从他们手中抢到了江东的统治权。

　　那么这群从北方来的“不速之客”就是“北来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程普、张昭、张纮等。

　　孙策统治了江东，也因此而被暗杀身亡，刺杀他的就是吴郡太守许贡的三个门客，可见，当时的矛盾相当尖锐。

　　有了孙策之死的教训，孙权执政后，为了缓和与江东旧有豪门的矛盾，故而采取了合作共赢的基本政策。所谓的“合作共赢”，其实就是让这些本地豪门处于半自治的状态，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足够独立的权力和利益，简言之，就是形成高度自给的经济形态，也就是东吴所采取的奉邑制度。

　　这样一来，“三吴豪门”与“北来集团”在政治上也实现了平衡，这种平衡一直伴随东吴政权的全过程，也就是开篇所说的病态的“人和”。

　　为什么说是病态的“人和”呢?在三国时代，曹魏、蜀汉与东吴所采取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东汉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看道德品行，这是很主观的标准，却成为汉代蔡举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因此而培育出了豪门世家。

　　到东汉晚期，这些豪门世家实现了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三重资源的垄断。这也就意味着东汉的统治体系即将崩盘，在“党锢”和“黄巾”这一内一外的两个打击之下，东汉进入了分裂割据的末世。

　　鉴于东汉分裂的教训，所以曹操和诸葛亮走得都是法家的治国之路，目的就是为了矫正东汉的弊病，其政治取向都是“抑豪强，重实才”。

　　而东吴的政策，从上述的描述中可见，则是延续了东汉的政治形态，没有打破旧有的政治秩序和势力格局，而是继续豪门著姓、世家政治的形态，也因此，有学者说江东才是“最后”的东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东吴所采用的政策并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曹魏建立之后，曹丕重走“经学”之路，曹魏的世家政治再次回流。尽管曹丕在用人方面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但依旧没有摆脱以门第出身、家庭财产及地位等进行审定人才的标准。

　　这种“高门”政治一直影响了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直到隋唐出现了科举制之后，才逐渐改变了人才选拔制度。因此说，东吴的“人和”充斥着一种病态。

　　从孙氏政权与“三吴集团”的关系来看，他们谈不上什么唇齿相依，因此，孙氏政权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北来集团”，这也正是“北来集团”成员在三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

　　既然谈不上唇齿相依，也就意味着，孙权在经济上基本得不到“三吴集团”的支持，那以孙权为首的“北来集团”如何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呢?有两个办法，其一，就是屯田，其二就是盗墓。

　　因此，孙策在临终时，说孙权有能力保住江东，但与此同时，孙策前半段遗言也指出了孙权的弊端，就是“与天下争衡”，孙权远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和父亲。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孙权在接管东吴后，虽严格执行了孙策的遗言，不仅保住了江东，还扩大了地盘，但说到以图天下，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哥哥的遗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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