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为了躲避战火，大量北方士族、士大夫及平民百姓都背井离乡逃往南方，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衣冠南渡”。
公元316年，匈奴贵族刘曜率军攻破长安，西晋灭亡。次年，已提前“南渡”到建邺(今南京)的原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宣布登基称帝，改元建武。历史上将这个由司马睿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称之为东晋。
东晋国祚共延续了一百零三年，与其处于同一时代的则是占据中原地区的十六国政权。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十六国相比，东晋政权较为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分裂。然而令人颇感不解的是，尽管中原地区的诸多政权相互厮杀，乱成了“一锅粥”，可是东晋统治者却并没有把握好机会收复中原故土，期间虽然组织过几次北伐，但也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问题来了，东晋为什么无法统一全国呢?
东晋立国之初的统治阶层多数都是从北方“南渡”而来，在南方的大家族眼中，包括皇帝司马睿在内的这些北方人都是不怀好意的“入侵者”，因此统治阶层在当时的南方受到敌意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丞相王导代表北方移民集团以高官和爵位作为条件，成功说服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南方家族支持新政权。在这些根基深厚的大家族带动下，其他南方精英也随之迎合，东晋政权这才在南方站稳了脚跟。
然而，对东晋统治者而言，与南方大家族和解只是千难万险中的第一关。公元322年，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的王敦(王导堂兄)发动叛乱，并率军进入都城，掌控了朝廷。两年后，王敦病死，司马家族这才重掌皇权。
公元327年，负责防卫淮河一线的东晋将领苏峻起兵反叛，并一度占领都城，控制朝廷。后来在名将陶侃的讨伐下，苏峻兵败被杀。陶侃因在平叛中的卓越表现而位极人臣，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实际控制人。
公元347年，军事家族出身的桓温率军溯江而上攻灭了占据蜀地的成汉政权，这场胜利给桓温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声望。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桓温掌控了南方的政治。
从上面这几起事件中可以看出，司马家族虽然在名义上是东晋的最高统治者，但军事集团将领却在朝廷中拥有非常强势的话语权，皇帝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弱势的一方。
桓温掌权后，东晋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时期，此时朝廷内部开始有人提议收复北方中原故土。然而，这项提议却引起了很大争论。首先，原来从北方“衣冠南渡”的世家大族都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生活在南方舒适的庄园里，并在朝廷中担任清闲的要职。对于这些“官二代”、“官三代”而言，所谓的中原故土只是一个书本上的概念，并不存在什么乡土情结，因此是否要以举国之力开展北伐是一件需要商榷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支持北伐必然要授予以桓温为首的军事集团将领们更大权力，一旦北伐成功，桓温等人的威望就要凌驾于皇权之上，重新统一全国对现在的朝廷来说意味着灾难。而即便北伐失败，掌握着“刀把子”的将领们也存在发动叛乱建立军事王朝的隐患。因此，从皇帝到朝廷上的绝大多数文官，都是北伐收复中原这项提议的强烈反对者。
事实上，大家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桓温在执掌大权后，便对北伐之事表现地过分热情。以他当时的名望、地位，如果再加上一场定鼎乾坤的大胜，恐怕就没人可以阻挡他的称霸之路了。朝廷知道桓温的心思，但也不敢强加阻挠，于是就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后来，桓温还是以自己的权势力排众议，先后发动了三次北伐战争。然而由于东晋内部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北伐军队的实力大打折扣，三次北伐皆未达到预期目的，桓温的声望也因此受损，其夺取帝位的野心终究没能实现。
从桓温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在北方十六国大乱斗期间，东晋统一全国并非是没机会、也不是没实力，而是朝廷中除了军事集团之外，没人愿意北伐，也没人支持北伐。如果收复中原故土的代价是江山易主，那对东晋统治阶层而言，统一全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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