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有度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慼，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候，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有度 翻译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永远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抛下国家死亡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燕襄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襄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衰败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并且国家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用来驾驭群臣，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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